“晒场的大豆......” 我话未说完，就被他打断。

“哦，那是帮食堂带的！” 他脖子一梗，“李师傅说最近豆子不够用，我顺手捎两袋。” 他的皮鞋在水泥地上碾出刺耳的声响，“现在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做事！”

我盯着他额角暴起的青筋，想起卞金光描述时比划的动作 —— 老董装车时特意把大豆塞在油桶中间，用防水布仔细遮盖。

“堂叔，制度刚推行，大家都看着呢。” 我尽量让语气温和，“以后这类事，按流程走审批......”

“审批审批！” 老董突然拍案而起，震得茶杯里的凉茶溅出来，“以前厂长都没这么多规矩！你现在翅膀硬了，就不认亲戚了？”

他转身摔门而去，铁皮门撞击门框的巨响，在空荡荡的楼道里久久回荡。

这场谈话像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

第二天，食堂卞大姐找到我，赌咒发誓说从未让老董带过豆子；卞金光的工位上被人泼了机油，工具箱的锁也被撬坏；更有匿名信塞进我的信箱，字迹歪歪扭扭写着 “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权力下放带来的短暂清明，在这场风波中摇摇欲坠。

我站在厂区监控室，看着屏幕里老董指挥工人装车的画面，他的动作依旧娴熟，偶尔抬头望向摄像头时，眼神里却多了几分挑衅。

技术主管调试着新安装的电子围栏，金属网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厂长，这套系统能实时监测重量异常，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