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玉佳依旧是最艰难的一个。小组活动对他而言不啻于一种煎熬。但有一次，在去往活动室的路上，他看到魏超笨拙地抱着一摞材料差点摔倒，下意识地伸手扶了一把。两人身体接触的瞬间，鲍玉佳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手，魏超也吓了一跳。没有对话，但那一刻的短暂接触，似乎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明他内心冰层的松动。

然而，矫治之路从非一帆风顺。

陶成文（假军官）的情况持续恶化。监狱医院的初步治疗无法控制其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并发性精神症状。经司法鉴定和上级批准，他被转往省司法警官总医院下属的专门精神卫生中心进行强制医疗。他的离开，仿佛带走了一个活的警示牌，但也让小组内部分人暗自松了口气，仿佛一个时刻提醒他们罪责的存在暂时消失了。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孙鹏飞（石家庄）残存的隐形影响。虽然他被严格隔离，但其信奉的那套“弱肉强食”哲学，仍像病毒一样潜伏在监区的某些角落。几个过去与他关系密切、或同样信奉暴力的犯人，对张帅帅的“转变”和小组活动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软弱”和“向干部摇尾巴”的表现。他们不敢公然挑衅，但那种阴冷的、不合作的态度，以及偶尔投向张帅帅和魏超的讥诮眼神，形成了一种新的、无形的压力，考验着初步建立的脆弱信任。

林建奇在审阅监狱报送的阶段性报告时，特意指出了这一点：“要警惕‘孙鹏飞文化’的回潮。打掉一个头目容易，清除一种扭曲的亚文化却需要持久战。必须持续强化正向激励，孤立和转化那些潜在的追随者，不能让初步形成的良好势头被扼杀。”

监狱管理层采纳了这一建议。他们加大了对积极行为的表扬和奖励力度（如对张帅帅的维护行为予以加分），同时加强了对违规苗头的高压管控，并安排管教干部对那几个抵触情绪较强的犯人进行重点谈话和引导。

高墙之内，光与暗的拉锯仍在继续。

张帅帅在压力下努力坚持，但偶尔也会流露出疲惫和迷茫。

沈舟在“正确”的道路上计算着得失。

鲍玉佳在封闭与微弱的开放间剧烈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