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玉佳是所有人中最“硬气”，也最“简单”的。面对审讯，他依旧梗着脖子，满不在乎。

“老子就是看那些人不顺眼！打了怎么了？他们活该！孙老板给钱，老子办事，天经地义！”

他试图将一切都揽到自己身上，用一种扭曲的“江湖义气”来对抗法律。但当办案人员将他多次暴力伤人的证据，特别是导致多人轻伤、以及威胁他人未成年子女的证据一一摆在他面前时，他那套蛮横的逻辑也开始崩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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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舟在面对审讯时，则试图用他那套冰冷的“技术逻辑”来为自己开脱。

“我只是根据现有数据和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概率性的风险评估。至于报告如何使用，那不是我的职责范围。”

然而，当办案人员出示了他与陶成文、孙鹏飞之间关于如何“优化”（即篡改）数据的邮件和通讯记录，以及他明知报告虚假仍协助传播的证据时，他的“专业”面具被彻底撕碎。他不再是那个冷静的技术专家，而是一个为了利益出卖良知、助纣为虐的帮凶。

张帅帅、马文平、程俊杰这些打手，在确凿的证据和政策的压力下，也陆续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指认鲍玉佳是他们的直接指挥者。魏超（VCD）、林奉超、付书云、武京伟、伍华权、梁露等人，也都根据各自参与的程度和所犯的罪行，接受了审讯和指控。那个看似牢固的阴影联盟，在法律的照妖镜下，瞬间分崩离析，露出了其丑陋不堪的内里。

而黄国健，作为本案的关键证人和受害者之一，受到了专案组的保护性询问。他将自己如何被拉拢、如何被威胁、如何被迫制作虚假报告、以及最后如何下定决心反抗、获取关键证据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进行了陈述。每一次回忆，对他而言都是一次精神上的酷刑，但他坚持了下来。他知道，这是他赎罪的唯一途径，也是保护儿子未来的唯一方法。办案人员对他的遭遇表示了理解，并明确告诉他，他的行为对案件的突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法院在量刑时会予以充分考虑。

马强这个意外因素，也因为多次寻衅滋事和轻微的抢劫行为（抢劫黄国健），被一并立案侦查。他那无脑的行为，最终也为自己换来了法律的制裁。

案件的侦查和审理过程漫长而严谨。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指控孙鹏飞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行贿罪等多项罪名；指控鲍玉佳、陶成文、沈舟等人为骨干成员或积极参加者，分别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其他相应罪名；张帅帅等人则被指控为其他参加者或具体犯罪的实施者。

法庭上，庄严肃穆。孙鹏飞等人被法警押解着，站在被告席上，听着公诉人字字铿锵地宣读起诉书，列举着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那些他们曾经视若无物、甚至引以为傲的“战绩”，此刻都成了钉死他们的罪状。

黄国健作为证人出庭。当他站在证人席上，看着台下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孙鹏飞眼神阴鸷，陶成文面色惨白，鲍玉佳一脸不服，沈舟低头不语……他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有恐惧，有愤怒，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他清晰地指认了每一个威胁他、逼迫他犯罪的人，陈述了那份份虚假报告出炉的经过。他的证言，与录音证据、书证、其他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坚实的证据链。

在最后的陈述中，孙鹏飞依旧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强调自己对企业、对经济的“贡献”，试图博取同情。鲍玉佳则依旧叫嚣着“不服”。陶成文痛哭流涕，表示悔罪，请求宽大处理。沈舟则用干巴巴的语言承认了错误，但依旧试图为自己的“技术行为”做苍白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