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领土争端与治理也围绕“封建权利”展开：领主间的领土冲突多因“采邑继承”“分封契约纠纷”引发，解决方式常是“私人战争”（直到13世纪后才被教会限制）或“领主法庭裁决”；而王国层面的疆域争夺（如英法百年战争），本质是国王与大贵族、甚至不同王国间对“封建宗主权”与“领土控制权”的竞逐，战争目的并非“统一疆域”，而是获取更多采邑与财富。此外，基督教教会的影响力也深刻影响领土观念：教会拥有大量“教产土地”（如修道院领地），享有独立的司法与行政权，成为中世纪疆域中的“特殊势力”；同时，教会倡导“基督教世界”的统一理念，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世俗政权的“领土排他性”，使中世纪欧洲的领土意识始终夹杂着“宗教认同”与“封建分裂”的矛盾。

总体而言，中世纪欧洲的领土实践是“权力分散下的领土碎片化”，其核心是“封建权利与土地控制的绑定”，而非“国家主权与疆域统一的整合”。这种独特的历史轨迹，导致欧洲长期未能形成类似中国的“大一统”疆域观，反而为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后的领土争端、边界划分埋下了历史根源。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领域的认知理解与认识，因地理环境、文明形态、社会结构的差异，呈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多元图景，既无古代中国“大一统”的疆域传统，也不同于欧洲“城邦—封建”的演变路径，而是围绕“文明认同”“宗教纽带”“部落联盟”等核心逻辑展开。

一、古印度：“文明圈层与松散邦国”下的疆域模糊性

古印度（此处指16世纪莫卧儿王朝前的南亚次大陆文明）的领土意识始终与“文化认同”深度绑定，而非“政治疆域”的刚性划分。由于南亚次大陆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南部为德干高原，内部河流纵横（如印度河、恒河），形成了“相对封闭又内部分散”的地理格局，从未长期形成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王朝，其领土实践呈现出“松散性”与“模糊性”特征。

在早期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前900年），南亚次大陆的“疆域”以“部落联盟”控制的区域为单位，各部落（如雅利安人的“贾那”）以河流、森林为自然边界，争夺的是水源与耕地，而非明确的“领土主权”。到列国时代（约公元前600—前324年），虽出现16个主要“邦国”（如摩揭陀、拘萨罗），但邦国边界仍以自然屏障为界，且常因战争、联姻而变动，治理上多采取“城邦自治+乡村部落依附”的模式，国王对地方的控制较弱，“领土”更像是“势力范围”的模糊指代。

即使是古印度历史上最接近“统一”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前185年），其疆域涵盖南亚大部分地区，却仍未形成“中央集权—郡县治理”的体系：核心区域（恒河平原）由国王直接管辖，边疆地区（如南部德干、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则通过“册封当地首领”“签订盟约”实现间接控制，边界仍缺乏明确界定。此外，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印度教”深刻影响领土认知——人们更认同“种姓身份”与“宗教社群”，而非“邦国疆域”，这种“文化优先于政治”的观念，导致古印度长期缺乏“领土不可分割”的主权意识，疆域始终处于“统一与分裂交替”的松散状态。

二、阿拉伯世界：“宗教纽带与帝国扩张”下的领土整合

阿拉伯世界（以阿拉伯帝国为核心，公元7—13世纪）的领土主权实践，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以“帝国扩张”为现实路径，形成了“宗教认同与领土控制合一”的独特模式，既不同于中国的“世俗大一统”，也有别于欧洲的“封建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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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前，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以游牧部落为单位，部落间的“领土”以牧场、水井为核心，边界随游牧迁徙而变动，缺乏固定疆域观念。伊斯兰教兴起后，穆罕默德以“宗教共同体”（乌玛）取代部落分裂，将“传播伊斯兰教”与“统一阿拉伯半岛”结合，首次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以宗教认同为核心的领土意识”——信徒对“乌玛”的忠诚超越部落，而“乌玛”的管辖范围便是宗教与政治合一的“领土”。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公元632年起），领土实践进入“扩张与整合”阶段：帝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征服叙利亚、埃及、波斯、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建立起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其对领土的管控呈现“分层治理”特征：

- 核心区域（如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由中央直接管辖，推行阿拉伯语与伊斯兰教，强化文化与宗教统一；

- 边疆区域（如北非、西班牙）：保留当地语言与部分传统习俗，但要求臣服于帝国、缴纳赋税，同时鼓励当地人皈依伊斯兰教，以宗教纽带维系领土归属。

此外，阿拉伯帝国通过修筑驿站、完善法律（如《古兰经》衍生的伊斯兰法），规范疆域内的治理与边界争议，其“领土主权”本质是“宗教帝国下的统治权”——疆域的拓展即“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疆域的稳定即“宗教共同体的凝聚力”。这种“宗教—领土”绑定的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中东、北非地区的领土观念，成为该区域文明的重要特征。

三、美洲地区：“文明孤立与区域自治”下的领土多样性

美洲地区（以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三大文明为代表，公元1—16世纪）因地理上与欧亚大陆隔绝，其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呈现出“独立发展、区域差异显着”的特点，未形成跨大陆的统一疆域观，核心围绕“城邦联盟”“帝国集权”“部落共生”展开。

1. 玛雅文明（约公元前2000—公元1697年，主要分布于中美洲）

玛雅文明未形成统一帝国，而是由数百个“城邦国家”（如蒂卡尔、帕伦克、科潘）组成，各城邦以城市为中心，管辖周边农田与村落，边界以山脉、河流、道路为标志，具有明确的“区域控制权”意识。城邦间常因争夺土地、水源、黑曜石（重要资源）爆发战争，胜利方会掠夺对方领土与人口，甚至摧毁对方城市以削弱其主权；同时，城邦间也通过联姻、结盟形成“政治联盟”，共享祭祀与文化，但始终保持各自的领土独立性。玛雅人的“领土”认知与“宗教祭祀”紧密相关——城邦的中心神庙是“神圣空间”，周边领土是“神圣空间的延伸”，维护领土即“维护神灵的庇护”，这种“宗教—领土”关联虽与阿拉伯世界类似，却局限于城邦层面，未形成更大范围的整合。

2. 阿兹特克文明（约1325—1521年，分布于墨西哥中部）

阿兹特克文明以“特诺奇蒂特兰”（今墨西哥城）为核心，通过军事扩张形成“城邦联盟式帝国”：阿兹特克人联合特斯科科、特拉科潘两个城邦，组成“三国同盟”，征服周边数十个部落与城邦，建立起覆盖墨西哥中部的疆域。其领土治理呈现“宗主—藩属”特征：核心城邦（特诺奇蒂特兰）直接管辖，藩属城邦则保留内部自治权，但需向阿兹特克缴纳贡赋、提供兵员，若不服从则会被武力征服、剥夺领土。阿兹特克人对领土的“主权意识”更偏向“贡赋控制权”——疆域的价值在于“获取资源与劳动力”，边界则以“军事控制范围”为界，缺乏固定的法律界定。

3. 印加文明（约1438—1533年，分布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

印加文明是美洲唯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其领土实践极具“制度性”：帝国通过军事扩张，建立起北起哥伦比亚、南至智利的庞大疆域，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为管控广阔领土，印加人推行“道路系统”（如贯穿安第斯山脉的“皇家大道”）、“人口迁移制度”（将征服部落迁往核心区域，同化其文化）、“统一语言”（克丘亚语），并设立“四大行政区”，由中央官员直接管辖，形成“中央—地方”垂直管理体系，类似古代中国的“郡县制”。印加的“领土主权”是“帝国集权下的绝对统治权”——土地归帝国所有，国王对疆域内的土地、人口、资源拥有专属控制权，甚至通过“土地丈量”明确边界与所有权。这种高度集权的领土治理模式，在美洲文明中独树一帜，可惜因西班牙殖民者入侵而中断。

四、非洲地区：“部落共生与文明交汇”下的领土流动性

非洲地区（公元1—16世纪）因大陆面积广阔、地理环境复杂（沙漠、雨林、草原交错），文明发展极不均衡，领土主权意识呈现“草原游牧的流动性”与“定居文明的稳定性”并存的特征，核心围绕“部落联盟”“王国统治”“文明交汇”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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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草原与部落区域（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草原）

以游牧或半游牧部落为主体的地区（如马赛人、祖鲁人），“领土”观念与“生存资源”直接相关——部落的“活动范围”即“领土”，边界随季节迁徙（如追逐水草）而变动，缺乏固定界限。部落间的领土冲突多因争夺牧场、水井引发，解决方式常是“部落战争”或“长老协商”，胜利方获得对资源的控制权，而非对固定土地的“主权”。这种“以资源为核心的流动领土观”，是草原游牧文明的典型特征。

2. 定居王国与文明（如加纳、马里、桑海帝国，西非；大津巴布韦，南非）

西非的“黄金王国”（加纳、马里、桑海）与南非的大津巴布韦，是非洲定居文明的代表，其领土实践呈现“王国集权”特征：以首都为中心，通过控制黄金、盐等贸易路线，拓展疆域，形成“核心统治区+藩属部落”的治理模式。例如，马里帝国（13—16世纪）通过征服周边部落，控制西非黄金贸易，疆域涵盖今马里、塞内加尔、几内亚等国，国王对核心区域直接征税、派官治理，对藩属部落则要求纳贡、出兵助战，边界以贸易路线与自然屏障为界，具有一定稳定性。此外，东非的“斯瓦希里城邦”（如蒙巴萨、桑给巴尔）因海上贸易兴起，形成“城邦自治”模式，各城邦管辖周边沿海地区与贸易港口，领土边界以海岸线与内陆村落为界，通过贸易联盟维系关系，类似古希腊的城邦格局。

3. 文明交汇区域（如北非、东非）

北非因紧邻地中海，受古罗马、阿拉伯帝国影响深远，领土观念融合了“帝国统治”与“伊斯兰文化”；东非则因印度洋贸易，与阿拉伯、印度文明交汇，斯瓦希里城邦的领土实践既保留非洲本土部落传统，又吸纳了阿拉伯的“商业领土”观念（以港口与贸易路线为核心）。这种“文明交汇下的领土融合”，成为非洲部分地区的独特特征。

综上，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与非洲，因文明根基、社会结构、地理环境的差异，在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上呈现出多元路径：古印度的“文化优先于政治”、阿拉伯世界的“宗教—领土绑定”、美洲的“孤立发展与区域集权”、非洲的“流动与定居并存”，共同构成了古代世界领土观念的丰富图景，与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欧洲的“城邦—封建”形成鲜明对比，深刻塑造了各区域文明的历史轨迹。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其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既受周边文明影响，又因自身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差异，形成了“仿鉴与本土化融合”“扩张与防御交织”的鲜明特征。

一、东亚：日本与朝鲜半岛——“华夏文化辐射下的本土化领土实践”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领土观念深度受中国“大一统”“宗藩秩序”影响，但未完全复刻，而是结合自身国情形成独特路径。

1. 日本：“天皇权威与武家政治”下的疆域整合

日本因四面环海的地理隔绝性，领土实践长期围绕“本土统一”与“中央—地方权力平衡”展开，核心是“天皇象征主权”与“实际统治者掌控疆域”的双重逻辑。

早期（弥生时代—奈良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8世纪）：受中国文化影响，日本引入“律令制”（如《大宝律令》），效仿中国“郡县制”设“国、郡、里”行政体系，将北海道以南的本州、四国、九州纳入中央管辖，首次形成“统一疆域”意识。此时的“领土主权”以“天皇为天下共主”为核心，疆域即“天皇统治的‘大八洲’”，但因贵族势力强大，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力有限。

中晚期（平安时代—江户时代，公元8世纪—19世纪）：武家政治崛起（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领土控制权”从天皇转移到幕府将军手中。幕府通过“御家人制度”“分封制”将土地授予武士，形成“将军—大名—武士”的层级统治，疆域内的“领土主权”实则是“武家权力下的土地支配权”——大名对其“知行国”（封地）拥有行政、司法、征税权，将军则通过军事威慑与制度约束（如江户时代的“参觐交代”）维系疆域统一。此外，日本长期将北海道（虾夷地）、琉球视为“化外之地”，直至江户时代后期才逐步纳入版图，其“领土拓展”始终以本土为核心，未形成大规模对外扩张，呈现“内敛型疆域观”。

2. 朝鲜半岛：“宗藩秩序与王朝统一”下的领土固化

朝鲜半岛的领土实践始终与“中原王朝宗藩关系”及“半岛内部统一”紧密绑定，核心是“文化认同下的疆域完整性”。

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公元前1世纪—公元10世纪）：半岛先后出现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格局，各国均以“效仿中国”为目标，设郡县、定法律，争夺半岛核心疆域（汉江流域、洛东江流域）。此时的领土争端多为“半岛内部统一战争”，且各国均向中国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在“宗藩秩序”下确认自身疆域的合法性——如新罗借助唐朝力量灭高句丽、百济，统一半岛后，以“唐朝藩属”身份确立对朝鲜半岛中南部的主权，疆域边界以“大同江”为界（与唐朝安东都护府接壤），形成“以汉江为核心、向南北延伸”的基本疆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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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公元10世纪—19世纪）：半岛进入统一王朝时期，领土实践转向“内部治理与边界固化”。高丽王朝效仿中国设“道、府、郡、县”，强化对半岛全域的管辖；朝鲜王朝（李氏朝鲜）进一步完善行政体系，将全国划分为“八道”，并通过与明朝签订协议、设立“戍边军镇”，明确以“鸭绿江、图们江”为中朝边界，这一界限延续至今。此外，朝鲜半岛的“领土主权”始终与“对华宗藩关系”关联——王朝君主需经中国册封确认合法性，疆域的稳定依赖于中原王朝的“宗主庇护”，这种“文化依附下的疆域独立”，成为朝鲜半岛古代领土实践的核心特征。

二、东欧与俄罗斯：“文明交汇与扩张型疆域”的形成

东欧与俄罗斯地区因地处“欧亚文明交汇带”（东接亚洲游牧部落、西连西欧基督教世界），其领土主权实践长期围绕“抵御外来入侵”与“向东向西扩张”展开，核心是“军事征服与宗教认同”的双重驱动。

1. 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拜占庭影响区）：“宗教认同与城邦联盟”下的疆域碎片化

东欧（此处指今波兰、匈牙利、捷克、巴尔干半岛等地区）的领土实践受“拜占庭文化”“西欧封建制”“草原游牧部落冲击”三重影响，呈现“碎片化”与“不稳定”特征。

早期（公元5世纪—10世纪）：东欧多为游牧部落（如哥特人、斯拉夫人）迁徙之地，未形成稳定政权，“领土”即“部落活动范围”，边界随部落迁徙与战争变动。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通过宗教（东正教）与文化输出，对巴尔干半岛、东欧南部产生影响，这些地区的部落逐渐接受东正教，以“拜占庭藩属”身份形成小型城邦或部落联盟，领土意识开始与“宗教认同”绑定。

中世纪（公元10世纪—15世纪）：东欧出现早期封建国家，如波兰王国、匈牙利王国、捷克王国。这些国家效仿西欧“封建制”，国王将土地分封给贵族，形成“国王—贵族—骑士”的层级体系，贵族对封地拥有实际控制权，国王对疆域的管控力较弱，导致疆域长期碎片化——如波兰王国曾因贵族割据，疆域多次分裂与重组；巴尔干半岛则因拜占庭帝国衰落、奥斯曼帝国入侵，成为“大国争夺的缓冲区”，领土主权频繁更迭，始终未形成统一的疆域观。此外，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成为东欧各国领土认同的核心纽带，“宗教共同体”的意义甚至超越“疆域边界”，这一特征深刻影响了东欧的历史走向。

2. 俄罗斯（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公国，公元9世纪—16世纪）：“反抗与扩张”下的疆域崛起

俄罗斯的领土实践始于“基辅罗斯”，历经“蒙古统治”后的反抗，最终走向“以莫斯科为核心的扩张型疆域”，核心是“东正教认同”与“军事扩张”的结合。

基辅罗斯时期（公元9世纪—13世纪）：斯拉夫人在基辅建立“基辅罗斯”，效仿拜占庭设“公国”，以“东正教”为国教，形成“宗教—政治”合一的领土意识。此时的疆域以基辅为中心，覆盖今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西部，通过与拜占庭贸易、与游牧部落战争，逐步拓展领土，但未形成中央集权，各公国（如莫斯科公国、诺夫哥罗德公国）相对独立，疆域边界不稳定。

蒙古统治时期（公元13世纪—15世纪）：基辅罗斯被蒙古帝国（金帐汗国）征服，成为蒙古的“藩属”，俄罗斯各公国需向蒙古缴纳贡赋、接受册封，领土主权被蒙古掌控。这一时期，俄罗斯的“领土意识”与“民族反抗意识”觉醒，莫斯科公国凭借“蒙古代理人”身份逐步崛起，通过兼并周边公国、积累实力，为后续独立与扩张奠定基础。

莫斯科公国崛起时期（公元15世纪—16世纪）：莫斯科公国推翻蒙古统治，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领土实践进入“扩张期”——向东征服西伯利亚（利用哥萨克骑兵开拓），向西与立陶宛、波兰争夺西部疆域，向南吞并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逐步形成“地跨欧亚”的疆域雏形。此时的“领土主权”以“东正教为精神核心、莫斯科为政治中心”，疆域的拓展即“俄罗斯民族的生存空间拓展”，这种“扩张型疆域观”成为俄罗斯后世领土实践的重要传统。

综上，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半岛，在华夏文明辐射下形成“本土化领土路径”——日本以“武家权力平衡”维系疆域，朝鲜半岛以“宗藩秩序固化边界”；东欧与俄罗斯则在文明交汇中走出“碎片化”与“扩张型”道路——东欧因多方影响长期疆域分散，俄罗斯则通过反抗与征服崛起为跨欧亚的疆域大国。这些实践既受区域文明互动的影响，又深刻烙印着自身的历史基因，共同构成了古代世界领土主权观念的丰富分支。

小主，

至于东南亚地区，因地处“海陆交汇枢纽”（连接中国、印度及中东、非洲的海上贸易路线），且多山地、岛屿的地理环境破碎，其古代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呈现出“海洋贸易驱动”“多元文明交融”“城邦与王国交替”的独特图景，既无单一“大一统”传统，也未形成欧洲式封建分裂，核心围绕“贸易控制权”“宗教认同”“区域霸权”展开。

一、“海岛东南亚”：贸易为核，城邦与帝国的疆域博弈

海岛东南亚（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区）以群岛、海域为主体，领土实践深度绑定“海上贸易”，形成“以港口城邦为中心、以贸易路线为纽带”的疆域逻辑。

1. 早期城邦时代（公元1—13世纪）

受海上丝绸之路带动，该地区涌现出大量“港口城邦国家”（如三佛齐、室利佛逝、马六甲王国前身），其“领土”并非固定陆地疆域，而是“以港口为核心的贸易控制区”——包括港口城市、周边农业村落，以及辐射范围内的海域、贸易航线（如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

这些城邦通过控制贸易节点（如征收关税、垄断香料贸易）获取财富，疆域的“主权”本质是“贸易控制权”：若能掌控关键港口与航线，即使管辖陆地面积小，也能成为区域强国（如三佛齐凭借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称霸东南亚海域数百年）；反之，若贸易路线转移，城邦疆域便会迅速衰落。

同时，这些城邦多受印度文化（如印度教、佛教）影响，将“王权神化”与“贸易疆域”结合——国王以“神权统治者”身份，宣称对港口及周边海域的“神圣管辖权”，宗教认同成为维系贸易疆域的精神纽带。

2. 后期帝国时代（公元14—16世纪）

随着贸易规模扩大，部分城邦逐步征服周边岛屿，形成“海洋帝国”，领土实践从“贸易控制”转向“多岛整合”。

最典型的是“满者伯夷帝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其通过军事征服，统一爪哇岛并控制苏门答腊、巴厘岛等周边岛屿，建立起“核心岛直接管辖、偏远岛间接控制”的治理模式：核心区域（爪哇岛）设行政官员直接征税、管理土地；偏远岛屿则保留当地部落首领权力，但需向帝国缴纳贡赋（如香料、黄金），并承认满者伯夷的宗主权。

不过，这类“海洋帝国”的疆域仍具“松散性”——因岛屿间交通依赖海运，对偏远岛屿的控制高度依赖军事威慑与贸易利益绑定，一旦军事力量衰落，疆域便会分裂为多个城邦，呈现“统一与分裂交替”的格局。

二、“大陆东南亚”：农耕为基，王国争霸与疆域固化

大陆东南亚（今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地区）以中南半岛为主体，农业（尤其是水稻种植）发达，领土实践围绕“农耕区域争夺”“王国霸权确立”展开，受中国、印度文明双重影响，形成“以河流流域为核心的疆域体系”。

1. 越南：华夏文化深度融入，疆域北接中国、南拓中南半岛

越南是大陆东南亚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其领土实践呈现“仿华治理+南向扩张”的特征。

北属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10世纪）：越南中北部长期为中国中原王朝管辖地（如汉朝设交趾郡），完全纳入中国“郡县制”体系，学习中国法律、土地制度，形成“中央集权—农耕疆域”的早期认知。

独立王朝时期（公元10世纪后，如李朝、陈朝、阮朝）：越南建立独立王朝后，既保留中国“郡县制”“科举制”等治理方式，强化对核心农耕区（红河三角洲）的管控；又持续向南扩张（“南进政策”），征服占城国、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将疆域从红河三角洲拓展至湄公河三角洲。

其“领土主权”以“华夏文化认同”为核心——国王自视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疆域的拓展即“华夏文明在东南亚的传播”，同时通过与中国建立“宗藩关系”（如向明朝、清朝称臣纳贡），确认自身疆域的合法性，边界则以“自然山脉、河流”（如横山、湄公河）为标志，逐步固化为现代越南的基本疆域框架。

2. 泰国（暹罗）与缅甸：印度文化影响，王国争霸与疆域变动

泰国（以大城王朝为代表，公元1351—1767年）与缅甸（以东吁王朝为代表，公元16世纪）的领土实践，受印度教、佛教影响深远，核心是“王国霸权争夺”与“农耕区域控制”。

疆域核心：两国均以“河流流域”为核心疆域（泰国的湄南河三角洲、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这里是水稻主产区，也是王国的经济与政治中心，国王通过控制灌溉系统、征收农业税，强化对核心区的直接管辖。

疆域争夺：因接壤且均想称霸中南半岛，两国长期爆发战争（如“泰缅战争”），争夺边境农耕区（如清迈地区）与贸易路线，导致疆域频繁变动——胜利方会吞并对方领土、掠夺人口，失败方则收缩疆域，形成“战则扩、败则缩”的动态疆域格局。

小主，

治理模式：两国均借鉴印度“曼陀罗政治”（以国王为中心，周边邦国呈“同心圆”式依附），对核心区直管，对边疆部落、附属邦国则采取“纳贡臣服”的间接控制，宗教（佛教）成为维系疆域认同的纽带——国王以“佛教保护者”身份，修建寺庙（如泰国大城府寺庙、缅甸蒲甘寺庙），将疆域内的民众纳入佛教文化圈。

3. 柬埔寨（吴哥王朝）：宗教与农耕结合，疆域的“鼎盛与收缩”

柬埔寨的吴哥王朝（公元9—15世纪）是大陆东南亚的代表性文明，其领土实践以“印度教/佛教神权”与“农耕经济”为双重核心。

吴哥王朝通过修建庞大的水利灌溉系统（如洞里萨湖周边水利），开发湄公河中下游农耕区，疆域鼎盛时覆盖今柬埔寨、老挝南部、泰国东部及越南南部。其“领土主权”与“神权王权”深度绑定——吴哥窟等大型寺庙不仅是宗教中心，更是王权象征，国王宣称疆域是“神灵赐予的神圣土地”，治理疆域即“守护神灵的馈赠”。

王朝对领土的管控采取“中心—边缘”模式：核心区（吴哥城周边）由中央直接管理，边缘地区则通过“部落联盟”“藩属纳贡”实现间接控制。但随着水利系统老化、贸易路线转移及周边王国入侵，吴哥王朝疆域逐步收缩，最终回归柬埔寨本土，其“宗教—农耕”的疆域逻辑，成为柬埔寨文明的重要遗产。

三、东南亚领土实践的共性与独特性

综上，东南亚地区的古代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共性”与“文明独特性”：

共性：均以“贸易”或“农耕”为经济基础，疆域认同融合“外来文明（中国、印度）”与“本土传统”，治理上多采取“核心区直管+边缘区间接控制”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