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中，与数据信息领域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虽不似历史史诗、情爱传奇那般占据主流，却始终以“隐性记录者”与“时代镜像”的姿态，藏在文明叙事的细节里，既映照着不同时期人类对“量化与秩序”的认知，也记录着数据从“简陋符号”到“核心力量”的演进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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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作品中，数据多以“实用叙事载体”的身份存在，悄悄承载着社会运转的逻辑。中国唐诗里，“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以“丰实”的模糊量化，勾勒开元盛世的物资充盈；《水浒传》中“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精准计数，既暗藏“替天行道”的秩序感，也暗合古代“数术文化”对群体的定义。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史诗里，“十二使徒”“七宗罪”的固定数字组合，用数据构建宗教教义的严谨性；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以“十三人同席”的人数数据，暗藏犹大背叛的叙事张力，而透视法中“线条与比例的量化计算”，更让艺术创作本身成为“数据应用的隐性实践”。
工业革命后，数据开始以“矛盾载体”走进文学艺术，既承载生产力进步的希望，也映照技术变革的阵痛。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刻画工厂主“葛擂硬”沉迷“事实与数据”，用“每小时产量”“原料损耗率”衡量一切，将数据异化为压抑人性的工具，暗批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左拉的《萌芽》里，矿工的“日开采量”“工资额度”“伤亡人数”等冰冷数据，串联起无产阶级的苦难与抗争，让数据成为阶级矛盾的量化注脚。同时，印象派画作中，莫奈用“光影变化的时间节点”（如清晨、午后的光线差异）记录塞纳河景色，本质是用“时间数据”捕捉瞬间美感，呼应工业时代对“精准记录”的追求。
进入信息时代，数据从“背景元素”跃升为作品的“核心主角”，直接叩问技术与人性的关系。科幻文学中，阿西莫夫《基地》以“心理史学”——一门通过海量人类行为数据预测文明走向的学科，构建起整个银河帝国的兴衰叙事，将数据的“预测力”推至极致；刘慈欣《三体》中，“宇宙社会学公理”的量化推导、“黑暗森林法则”的逻辑演算，本质是用数据思维解构星际文明的生存规则。影视领域，《黑镜》系列用“社交评分系统”“记忆数据提取”等设定，直面数据垄断对隐私的侵犯、算法对人性的绑架；《头号玩家》则在虚拟世界里，用“游戏积分”“任务数据”构建另一种社会秩序，探讨数据时代的身份与价值。
如今，数据已成为艺术创作的“全新媒介”，催生出跨界的创意表达。数据可视化艺术中，艺术家将全球气温变化数据转化为“渐变色条的流动装置”，用视觉语言呈现气候变化的紧迫感；AI生成艺术依托海量文本、图像数据，能模仿梵高笔触创作画作、续写莎翁风格的诗歌，却也引发“艺术创作的主体性”争议。文学作品里，《数据时代的爱》等小说，以“用户画像数据”“社交行为轨迹”为线索，讲述现代人在数据洪流中的情感疏离与联结，让数据成为解读当代人精神困境的钥匙。
从古代作品中“藏在细节里的隐性数据”，到如今“主宰叙事的核心数据”，这些作品从未单纯“记录数据”，而是始终以人文视角，审视数据与人类的关系——既见证数据从“服务生活”到“重塑生活”的变迁，也始终提醒着：无论数据如何强大，其终极意义永远要回归人的价值与文明的温度。
话说，王嘉这小子，在这几天，其学习和研究的方面，也由原先那方面领域，向他的老师左丘明丘明先生和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与数据信息领域的着作典籍，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关作品方面进行转变。
而他呢，也是在同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在完成书库对应区域的部分竹简卷帛书籍的整理工作后的短暂休息中，开始暗暗思考这一方面的内容来。
“这春秋战国乱世，诸侯争雄、百家争鸣，怎么偏偏就和‘数’扯上了这么深的牵连？”
王嘉指尖还沾着竹简上的细尘，摩挲着刚整理完的《管子·轻重甲》残卷，上面“田亩之数，户口之籍，钱谷之量”的字句还在眼前晃。他抬眼瞥了眼不远处正翻检《周礼》的大师兄，忍不住低声自语：“先前只知先生研究列国史事，却不知连‘邦国用度’都要算得这般精细——你看这简上记的，齐国‘盐之策’，算着‘万一千余钟’的产量，‘得成金万一千余斤’的利，连百姓每户每月吃盐多少都有定数，这难道不是先生说的‘数据’？”
旁边二师姐听见了，搁下手中的帛书笑他：“傻小子，这乱世要存国，哪样离得了‘数’？咱们前日整理的《孙子兵法》，不也写着‘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度是土地宽窄，量是粮草多少，数是兵卒几何——算不清这些，孙武子怎敢说‘以镒称铢，以众击寡’？”
王嘉摸了摸后脑勺，又翻出一卷标注着“鲁国户籍残册”的竹简，上面用朱砂笔圈着“三乡五遂，户三千二百，丁七千八百”的字样，墨迹虽淡，数字却清晰。“这么说，列国争衡，表面是刀兵相向，底下竟是一本本‘数册’在较劲？就像咱们整理书库，哪卷缺了、哪简错了，都要对着编号算明白，不然就乱了套？”
小主，
三师兄正用细毛刷清理一卷楚简上的泥污，闻言点头：“可不是？你看这楚国的‘量器铭’，刻着‘大府之升，方九寸，深三寸’，就是为了让各地收税时，尺子、斗斛都一个准头——不然官商随便改改尺寸，百姓就得多缴粮，国家的‘数’就乱了，根基也就摇了。先生让咱们多琢磨这些，怕是要咱们从这些‘数’里，看出乱世的治理门道呢。”
王嘉若有所思地将竹简按顺序排好，目光扫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量度，忽然觉得先前觉得枯燥的“算学”，竟和列国兴衰、生民疾苦连在了一起——原来这竹简上的每一个“数”，都藏着古人治国安邦的心思，这便是先生要他钻研的“春秋战国与数据”的门道么？
在这之后不久，晨光刚透过书库高窗洒下细碎竹影，王嘉便熟门熟路地搬出矮几、铺开细绢，再度模仿往日钻研学问的模样，郑重开启了这场聚焦“春秋战国数据典籍”的“求知之旅”——比起先前的泛泛浏览，此番他眼底多了几分笃定，连指尖拂过竹简的动作都格外轻缓，生怕错过半分与“数”相关的蛛丝马迹。
白日里，他与师哥师姐们一同埋首书库西隅的“邦国典籍区”，指尖在积着薄尘的竹简卷帛间游走：整理《管子·轻重》诸篇时，见简上刻着“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百乘之国，其用粟量各几何”的问句，便立刻用朱砂在简侧画下小圈做记；翻到鲁国“初税亩”相关的残帛，上面“公田之税，私田之赋，亩收什一”的量化记载，更是让他急忙取出随身的木牍，用刀笔匆匆记下“鲁，税亩，什一”三字；就连楚国的量器铭文、秦国的户籍残册，只要见着“数、量、度”相关的字句，他都一一挑拣出来，单独归置在标着“待细研”的竹筐里。待暮色漫进书库，师哥师姐们歇工离去，他便抱着这筐挑拣出的典籍，在油灯下逐字研读——遇着“钟、釜、斛”等度量单位，便翻出先前整理的《考工记》残卷对照；碰到户籍中的“户、丁、口”划分，便在木牍上勾勒出列国户籍制度的简易脉络，不知不觉就耗到了月上中天。
虽说凭着这般“逐简细抠、遇疑便查”的劲头，他成功厘清了大半问题：比如弄明白《孙子兵法》中“度、量、数、称、胜”的逻辑——先测土地之“度”，再算粮草之“量”，继而定兵卒之“数”，后比国力之“称”，终定胜负之局；也搞懂了齐国“盐策”为何要精准统计“每户月食盐五升”——原是通过盐的销量反推人口，再据此核定赋税，藏着“以数治国”的深意。
但是，钻研越深入，越觉学问艰深，这之中仍有一小部分疑难像缠在竹简上的丝絮，绕得他满心困惑：比如晋国“作爰田”时，简上写“赏田以百亩为率，赐大夫以上者千亩”，可这“百亩”在晋地与在齐地的实际面积是否相同？为何同是“什一税”，鲁国的残册记录“岁入粟万钟”，而卫国却只记“岁入粟五千钟”，是度量标准有差异，还是国力悬殊所致？还有秦国的“上计制度”，简上仅提“岁终，上计于君”，却未细说“计书”中需包含哪些数据，是仅报赋税，还是连人口、粮草、兵卒都要一一列明？这些问题，翻遍手头已整理的典籍，竟都找不到明确答案。
于是乎，次日天刚亮，王嘉便抱着那几卷存疑的竹简，先寻到正在整理《周礼》的大师兄：“师兄，你看这晋国的‘百亩之田’，与咱们前日见的齐国‘百亩’，是不是度量有别？《考工记》说‘野度以步，家度以亩’，可没说列国步数是否一致……”紧接着，又拿着卫、鲁两国的赋税残册，请教二师姐：“师姐，同是什一税，为何两国岁入差了一倍？是卫国耕地少，还是统计时漏了私田的数据？”见师哥师姐虽能结合见闻给出推测，却也无确凿典籍佐证，他便揣着这些疑问，恭恭敬敬地来到左丘明先生的书房。
他的那几位师哥师姐，还有老师左丘明先生，也在那一刻尽显师长本分，格外负责：大师兄为解他“度量差异”之惑，特意从书库深处翻出一卷东周列国的量器图册，指着上面“齐亩二百四十步，晋亩二百步”的标注，逐字讲解列国“亩制”的演变；二师姐则结合《左传》中“鲁多私田，卫重公室”的记载，分析卫国赋税统计可能“仅计公田，不及私田”的原因；左丘明先生更是抚着竹简，缓缓道来秦国“上计制度”的渊源：“秦之‘上计’，始于献公，计书之中，必含‘户口增减、田亩垦荒、赋税完纳、兵卒补员’四者，此乃君上察吏、治国之根本。你所见残简阙如，是因秦火之后，典籍散佚大半啊。”每一句讲解，王嘉都凝神倾听，手中刀笔不停，将师友的见解一一记在木牍上，遇有不解便再追问，直到把每个疑问的来龙去脉都捋得通透。
好在，有了师友的点拨，王嘉并未停下脚步——他又花了三日，循着先生提示的线索，翻遍书库中与“列国制度”相关的残卷，从《逸周书》中找到“四海之内，度三千里，南北二千里，东西二千里，为千里者九”的疆域丈量记载，佐证度量标准的国别差异；又从鲁国史官留下的“岁时记”中，查到“私田初税，岁增粟三千钟”的记录，印证二师姐关于“私田漏计”的推测；更在一位老守库人指引下，找到一卷藏于暗格的秦国“上计残册”，上面虽只剩“户万三千，丁三万七千，粟岁入九万钟”的零星字句，却恰好印证了先生所言的“四者兼备”。与此同时，他还跟着三师兄前往城外的古卫国遗址，在残存的夯土城墙下，见到刻有“卫之釜，容一斛二斗”的陶片，亲手丈量其容积，与鲁国量器的实物数据对比，终于弄清了两国赋税差异的根源——不仅是统计范围不同，量器标准亦有区别（鲁釜容一斛，卫釜容一斛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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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当王嘉将新找到的典籍残片、实地丈量的笔记，与师友的见解一一对应、反复辨析后，那些先前缠绕心头的疑难，竟如被阳光照透的迷雾般渐渐消散。他望着案头堆满的竹简、木牍与绢帛，指尖划过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与注解，嘴角忍不住扬起笑意——这场“求知之旅”虽耗心血，却让他真正摸到了“春秋战国与数据”的门道，更懂了先生常说的“学问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深意。
在此之余，他也将关键的知识点与信息，记录在他原先准备的小竹简与小册子中，方便他日后回到现代之后，与现代相应的着作典籍进行比对。
再到了后来，一切便恢复正常。
而王嘉呢，他也着手去寻找《左氏春秋》中记载着关于鲁成公第五年的竹简草稿。
之后，他又通过自己阅读白话文的记忆，使用头脑风暴与情景再现法，进入这鲁成公第五年的世界，进行游历。
关于所负责区域的竹简与书籍的整理工作，他也像往常一样，把他们先放到了一边，之后再做。
不多时，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交织。
他的思绪，很快便来到了鲁成公第五年的世界。
说来也巧，就在这鲁成公执政鲁国第五年的时候，和鲁成公执政岁月里的其他年份一样，也都发生了许许多多耐人寻味且引人深思的事情。
五年春，周历正月的寒风仍裹着残冬的凛冽，鲁国都城曲阜的城门刚启，一列简素的车马便缓缓驶入——那是被杞国休弃的叔姬，正黯然归国。叔姬本为鲁女嫁杞，此番被遣返，虽无明文记载其因，却暗合春秋时“妇德有亏、无子或国势相倾”的休妻常由，消息传开，卿大夫们私下议论：杞鲁本为同姓联姻（均出姬姓），此番决裂，恐是杞国迫于周边强国压力，或叔姬在杞宫失势所致。归宫后，叔姬深居简出，鲁国也未再为其另择婚配，只以公室之女的礼遇供养，成为这段短暂联姻的无声注脚。
同月，鲁国正卿仲孙蔑（即孟献子）奉成公之命出使宋国。此时宋国共公正在位，宋国刚从与楚国的战事中缓歇，亟需与鲁国巩固同盟——此前鲁、宋同属晋营，共同抵御楚国北进，仲孙蔑此行，一则为重申两国“互通聘问、共御外侮”的盟约，二则需商议春耕时节的粮秣互济：上年宋国遭蝗灾，鲁国需承诺接济部分粟米，而宋国则以南部边境的丝帛贸易权作为回馈。仲孙蔑在宋都商丘停留旬日，与宋卿华元反复磋商，最终敲定“以粟换丝、边贸互开”的约定，临行前还代表鲁成公向宋共公赠礼，维系了两国的同盟关系。
夏，暑气渐盛，鲁卿叔孙侨如受晋景公之邀，轻车简从前往齐地谷邑（今山东平阴西南），与晋国中军将荀首会面。此时的晋国正处“鞌之战”后重振霸权的阶段：上年晋大败齐国，此番召鲁、齐等国卿臣会面，核心是商议“巩固晋主导的中原同盟、遏制楚国与秦国勾结”。叔孙侨如与荀首在谷地的馆驿中密谈两日，议题有二：一是确定秋末会盟的地点与参与国，二是协调鲁国对郑的军事配合——郑国近期摇摆于晋、楚之间，晋欲令鲁国出兵配合晋军，牵制郑国南部边境。会面毕，叔孙侨如归鲁复命，成公随即下令整顿军备，以备后续调遣。
夏末时节，晋国境内的梁山（今山西韩城西北，为晋国名山）突发山崩，巨石滚落、烟尘蔽日，堵塞了山下的河流，周边村落被冲毁者十数处，百姓流离失所。消息传至晋景公处，景公大惊，以为是“上天示警”，急召大夫伯宗商议对策。伯宗谏言：“山崩乃自然之变，非人力可违，当速遣官吏赈灾、疏导河道，安抚灾民，而非归咎于鬼神。”景公从之，命人开仓放粮，迁徙受灾百姓至高地安置，同时派太史占卜祈福，以安民心。而鲁国听闻此事，也遣人前往晋国慰问——春秋时“诸侯有大灾，邻国相吊”是礼制，鲁晋同属同盟，此举既是遵礼，也是巩固两国关系。
秋，鲁国境内连降十日大雨，汶水、泗水水位暴涨，沿岸的农田被淹者不计其数，刚抽穗的禾苗半数倒伏，乡野间随处可见百姓冒雨抢收庄稼的身影。成公急命司空（掌管水利、工程的官员）组织民夫筑堤挡水，又令司农打开公仓，向受灾严重的曲阜、泰山周边邑县发放救济粮。可雨水持续不止，堤坝数次决口，最终导致当年秋粮减产三成。事后，鲁国卿大夫议事时，仲孙蔑提议：“今岁歉收，当暂缓向百姓征收额外赋税，同时派使者向晋国说明情况，请求暂缓本年度的军赋缴纳——晋若体恤同盟，必允之。”成公采纳其言，派使者赴晋陈情，果然得到晋景公的应允。
冬十一月己酉日（按周历，十一月相当于夏历九月末），周王室传来讣告：周定王姬瑜去世。定王在位二十一年，期间虽周室衰微，但他极力维系“天子”名分，曾调解晋、楚之间的争端，又册封新兴的吴国君主，试图在大国夹缝中保全王室体面。其去世后，太子姬夷即位（即周简王）。鲁国作为周室同姓诸侯国，需依礼制遣使赴洛邑奔丧——成公命大夫叔孙得臣携“秬鬯（祭祀用的香酒）、布帛、粟米”等丧礼之物前往，行“诸侯吊天子”之仪，以表对周室的尊崇，虽此时周天子已无实权，却仍需恪守春秋礼制的表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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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己丑日（周历十二月，夏历十月下旬），鲁成公亲率群臣，前往郑地虫牢（今河南封丘北），与晋景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郑悼公、曹宣公、邾定公、杞桓公等诸侯会盟。此番会盟由晋国主导，核心目的是“巩固鞌之战后晋对中原的霸权，绑定各国共同对抗楚、秦”：上年晋大败齐，齐国被迫臣服；郑国虽曾附楚，却在晋军压力下重新归晋，此次郑悼公亲来会盟，便是公开表态“效忠晋营”。盟会上，晋景公为盟主，先登坛宣读盟辞：“诸国共誓，奉天子以令诸侯，同拒楚、秦，互不攻伐，有负此盟者，天下共讨之。”随后各国诸侯依次歃血（以牲血涂唇），将盟辞刻于玉圭之上，分藏各国宗庙。鲁国作为晋的核心盟友，成公在盟会中位列第二（仅次于齐国），进一步巩固了鲁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地位。
话说回来，就在鲁成公执政鲁国第五个年头，同时也是周王室周简王元年之际，在这一年的春天，晋地赵氏宗族内部的嫌隙终成裂痕——赵同、赵括兄弟以“行止不端”为由，决意将同宗的赵婴放逐至齐国。消息传开时，赵婴正居于自家馆舍，听闻兄长的决断，急遣人求见，苦劝道：“我虽行事有瑕疵，却能牵制栾氏——栾书一族久有觊觎权柄之心，只因我在，才不敢轻举妄动。我若离去，栾氏没了顾忌，两位兄长恐将身陷忧患！再说，人各有长，我虽不善守礼，却能制衡强敌，何必非要赶尽杀绝？放我一步生路，于赵氏无损啊！”可赵同、赵括素来不满赵婴与赵庄姬的私情，又自恃宗族权重，对这番肺腑之言全然不理，只下令三日内必须动身。
被斥退当晚，赵婴辗转难眠，竟梦见一位身披素衣、手持玉圭的天使降于庭中，对他说：“速备祭品祭我，我当为你化解此劫，保你平安。”赵婴惊醒后又惊又喜，忙派家臣连夜赶往士贞伯府中，请教此梦吉凶。士贞伯听闻详情，先是沉吟不语，半晌才淡淡道：“此梦吉凶，我无从断言。”待家臣离去，却私下对身边人叹道：“神明向来佑善惩恶，赵婴行淫邪之事（指与赵庄姬私通）却未及早受罚，已是侥幸得福。如今祸事临头，岂是祭祀就能免除的？”赵婴不知其言，仍按梦中所嘱，备下牛羊祭品隆重祭祀。可祭礼刚毕，次日清晨，赵同、赵括的家臣便已领兵至门，强行将赵婴押上前往齐国的驿车，放逐之命终究未能挽回。
就在同一时刻，鲁国正卿孟献子（仲孙蔑）奉成公之命出使宋国——此行专为回报宋卿华元去年对鲁国的聘问，是春秋时“两国互聘、巩固盟好”的礼制之举。彼时鲁、宋同属晋营，共同抵御楚国北进，孟献子抵达宋都商丘后，先以鲁成公之名向宋共公赠礼（包括鲁国特产的丝绸、曲阜所产的黍米），再与华元闭门密谈。二人除重申“互通聘问、边贸互开”的旧约，还商议了春耕时节的粮秣互助：上年宋国遭蝗灾，鲁国承诺接济粟米万钟，宋国则开放南部边境的丝帛市场，允许鲁国商人免税交易，以实利维系了两国的同盟关系。
夏季之初，晋国中军将荀首奉命出使齐国，为晋景公迎取齐女（齐顷公之女）为妃——这是晋齐鞌之战后，两国“联姻固盟”的重要举措。鲁国卿士宣伯（叔孙侨如）闻讯，特意提前赶往齐地谷邑（今山东平阴西南）等候。待荀首的车队抵达谷地时，宣伯已备下丰沛的酒食、粮草，在驿馆外设宴馈送。此举既是遵“同盟国卿臣相遇，当以礼相待”的惯例，也是鲁国借荀首向晋国示好——毕竟鲁国需依附晋国以抗楚，不敢怠慢这位晋国重臣。荀首收下馈赠，与宣伯略谈片刻（无非是致谢与重申同盟之意），便匆匆启程赴齐，不敢耽误迎亲之期。
夏季之末，晋国境内的梁山（今山西韩城西北，为晋国祭祀的名山）突发山崩：只听一声巨响，山石崩塌如雷，烟尘蔽日，山下的河流被巨石堵塞，沿岸十数村落被冲毁，百姓流离失所。消息传至晋景公的绛都（今山西翼城东南），景公大惊，以为是“上天示警，将降灾祸于晋国”，急命人驾传车（古代驿站中专门传递紧急公文的快车）召见大夫伯宗，商议应对之策。
伯宗奉命赶路，行至中途，见一辆装载货物的重车挡在道中，便令随从高呼：“避让传车！此乃国君急召，延误则当问罪！”那押车的绛邑平民却不慌不忙，回头笑道：“大人若等我慢慢让道，反倒耽误行程，不如我指你一条捷径，更快抵达绛都。”伯宗闻言好奇，勒马问道：“你是何人？怎知我要去绛都？”平民答：“我是绛人，昨日便听闻梁山崩了，料想国君定会召大夫议事，您乘车疾驰，必是为此事。”伯宗心中一动，又问：“那你觉得，此事该如何应对？”平民坦然道：“山崩不过是土壤腐朽、岩石松动所致，本是自然之变，能有什么法子？山川本是国家的根本，如今山崩河堵，国君只需依礼行事：减膳撤乐（不吃荤腥、不奏乐曲），穿素色衣裳，乘坐无装饰的普通车子，暂不住寝宫，再命太祝陈列祭品、太史撰写祭文，祭祀山川之神祈福安抚，也就够了。纵使召来伯宗大夫，也无非是这般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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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宗听他言辞恳切、条理分明，暗自惊叹民间有此明事理之人，便邀他一同乘车去见景公，共享建言之功。那平民却摆手拒绝：“我不过是个赶车的，所言皆是乡野之见，怎敢面见国君？大人只需将这话转告国君便好。”伯宗无奈，只得谢过他，驱车加急赶路。抵达绛都后，伯宗便将平民的话原原本本禀报景公，景公听后觉得有理，便一一照做：下令停办宫中宴乐，自己改居偏殿，身着素服，又命太祝率人前往梁山设祭，以安抚民心、祈求灾患平息。
这年六月，许、郑两国的争端再起——许灵公因郑国侵占其南部边境的枋地，亲自赴楚国控告郑悼公。彼时楚国仍是南方霸主，许、郑均为楚的附庸国，楚共王便召郑悼公赴楚对质。郑悼公不敢违抗，只得亲率大夫皇戌、子国前往楚都郢城。在楚廷之上，许灵公声泪俱下控诉郑国“恃强凌弱、屡犯边境”，郑悼公虽据理力争，辩解“枋地本是郑国故地，只是暂借许国耕种，如今讨回合情合理”，却因楚国素来偏袒许国（许国更为顺从楚国），终究辩论失利。楚共王为惩戒郑国，当场下令将随行的郑大夫皇戌与子国拘留，扣留在郢城作为人质。
郑悼公又气又惧，独自返回郑国后，深知楚国已不可靠，若再依附楚国，迟早被许国吞并。思虑再三，他决意背弃楚国，转而投靠中原霸主晋国——便急派公子偃出使晋国，向晋景公表达“愿归服晋国、共抗楚国”的诚意，并请求晋国出面调解郑许争端，营救被拘留的皇戌与子国。晋国本就想拉拢郑国、削弱楚国势力，见郑悼公主动来附，当即应允，为后续虫牢会盟埋下了伏笔。
眼见在鲁成公五年春夏两季各诸侯国彼此之间国内外争端合作、以及权谋攻伐的跌宕起伏诸事，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在暗中静静围观这一切的王嘉大为感慨，只见他在抬头望向远方，同时又长长舒了一口气之余，紧接着便不紧不慢的道出他的反思思考与那评价感悟之言来。
“唉——春秋之世，果然处处是‘局’，事事藏‘数’啊！”
王嘉望着书库外随风摇曳的竹影，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案上那卷刚抄录的《春秋》残简，语气里满是叹服与豁然。“你看这赵氏宗族，赵婴一句‘我在则栾氏不敢动’，多明白的制衡之理——他心里分明算着‘赵氏与栾氏的力量之数’，可赵同、赵括偏要揪着‘私德之过’，算不清‘逐一人而弱全族’的大账，这不是自毁根基么？神明示警又如何？心盲者，纵祭遍山川也躲不过祸患。”
他稍一停顿，目光扫过记录孟献子使宋、宣伯馈荀首的简牍，又道：“再看列国之间，无一处不是‘算’出来的同盟——鲁宋互聘，算的是‘粟与丝帛的互补之数’，借粮秣贸易固盟；晋齐联姻，算的是‘鞌之战后强弱之数’，用婚姻绑住昔日仇敌；鲁人馈晋，算的是‘抗楚需倚仗的势力之数’，不敢有半分怠慢。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算得清的利弊，这话放在此时，竟分毫不差。”
话锋一转，他想起梁山山崩时那绛邑平民的言辞，眼底多了几分敬意：“最妙的是那赶车的平民，世人都以为山崩是‘天谴’，他却能看透‘土壤腐朽’的根本，道出国君该守的‘礼制之数’——减膳撤乐、祭祀祈福，看似是敬神，实则是用规矩稳住民心，这才是‘以数安邦’的真谛啊！比起那些只知问卜、不知务实的大夫，他才算真正懂了‘数’的用处。”
最后，他翻到郑许争端的记录，轻轻摇头：“郑国背楚投晋，更是算透了‘强弱之数’——楚偏袒许国，郑在楚营无立足之地；晋需拉拢郑国制楚，正好一拍即合。所谓‘盟约’，不过是各方算清了‘利弊之数’后的暂时妥协，今日能为利结盟，明日便能为利反目。”
王嘉将竹简轻轻摞齐，长叹一声：“从前只觉得‘数’是算学、是度量，如今才懂，春秋乱世的每一件事，都藏着‘数’的逻辑——宗族兴衰算的是‘人心向背之数’，列国纷争算的是‘实力强弱之数’，就连灾荒应对，算的也是‘礼制与民心之数’。先生让我钻研春秋与数据，原来不是要我记多少数字，而是要我看懂这‘数’背后，人心的权衡、邦国的取舍啊！”
时间宛若白驹过隙，正一分一秒的飞速流逝…
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换转移…
秋八月，暑气渐消，晋地垂棘（今山西潞城东北，以出产美玉闻名）的驿馆外，旌旗猎猎。郑悼公亲率大夫公子偃等一行人抵达，晋国则由中军佐赵同代表晋景公出面，两国在此举行结盟仪式——这是郑国背弃楚国、正式归服晋国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晋郑“新盟确立”的关键一步。
盟会按春秋礼制举行：先由太史铺设玉帛、陈列牺牲（牛羊各一），再由双方主盟者登坛。赵同手持盟书，高声宣读辞文：“郑与晋，共奉天子，同拒楚、秦，互通聘问，互不攻伐。若有负此盟，愿受山川之罚，国祚不永。”郑悼公随后歃血（以指尖蘸牲血涂于唇上），郑重复述盟辞，以示信守。仪式毕，双方交换礼器（晋赠郑垂棘之玉，郑献郑地特产的青铜鼎），赵同留郑悼公宴饮，席间反复提及“晋国必护郑国周全，助解郑许争端、营救人质”，郑悼公连连称谢，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此番结盟，既为郑国寻得新的靠山，也让晋国在中原南部多了一道对抗楚国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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