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傍晚时分,左丘明先生步入书库,见王嘉与师哥师姐们围坐讨论,便主动上前询问。王嘉连忙将心中的疑惑一一禀明,先生捋着胡须,目光扫过案上的典籍,先是引《左传·襄公十五年》中“我以不贪为宝”的典故,讲述子罕拒玉的深层寓意,再结合自己亲历的列国纷争,细数那些因官吏贪腐导致民怨沸腾、最终亡国的实例。讲到兴起时,先生还取出自己珍藏的一幅古老舆图,指着上面标注的诸侯国疆域,比划着廉政举措对国家版图变迁的影响,言语间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独到的见解。
为了彻底解开疑惑,王嘉在师哥师姐的陪同下,不仅泡在书库中翻阅了更多诸子百家的着作——从《韩非子》的“明主治吏不治民”到《墨子》的“尚贤使能,廉洁爱人”,从不同学派的论述中寻找廉政思想的共性与差异;还跟随先生前往附近的古城遗址实地考察。在当年鲁国大夫季康子推行“用田赋”的旧址,先生指着残存的城墙与沟渠,讲述季康子因贪于敛财而失去民心的往事;在曾为郑国都城的新郑,他们从出土的简牍中,找到了当年子产制定的廉政法规残片,那些刻在竹简上的“禁贪”条文,虽历经千年风雨,仍依稀可辨。
白日里,王嘉与师友们论证辨析,各抒己见,有时为了一个观点争论得面红耳赤;夜晚,他便在灯下整理笔记,将书本知识与实地考察的见闻相结合,反复推敲。就这样,在不断的探索与求证中,那些原本棘手的疑难问题,如同被阳光驱散的迷雾,渐渐清晰起来。他不仅明白了廉政建设需兼顾思想教化与制度约束,更深刻体会到,廉洁不仅是为官者的个人品德,更是关乎国家兴亡、百姓福祉的根本大计。
当最后一个疑惑解开时,王嘉望着案头堆满的典籍与笔记,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这场求知之旅,不仅让他收获了知识,更让他对“清正廉洁”四个字有了沉甸甸的理解。
在此之余,他也将关键的知识点与信息,记录在他原先准备的小竹简与小册子中,方便他日后回到现代之后,与现代相应的着作典籍进行比对。
再到了后来,一切便恢复正常。
而王嘉呢,他也着手去寻找《左氏春秋》中记载着关于鲁成公第八年的竹简草稿。
之后,他又通过自己阅读白话文的记忆,使用头脑风暴与情景再现法,进入这鲁成公第八年的世界,进行游历。
关于所负责区域的竹简与书籍的整理工作,他也像往常一样,把他们先放到了一边,之后再做。
不多时,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交织。
他的思绪,很快便来到了鲁成公第八年的世界。
说来也巧,就在这鲁成公执政鲁国第八个年头的时候,和鲁成公执政鲁国的先前年份一样,也都发生了许许多多耐人寻味且引人深思的事情。
八年春,寒气尚未完全消散,汶水两岸的田埂上还残留着薄霜。晋景公派遣大夫韩穿出使鲁国,此行肩负着明确的使命——转达晋国的旨意,要求鲁国将汶水以北的田地归还齐国。这一指令背后,暗藏着晋、齐两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势力博弈,鲁国虽心有不甘,但迫于晋国的霸主地位,不得不应允。韩穿在鲁国朝堂上传达景公之意时,言辞看似委婉,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强硬,鲁成公虽面露难色,最终仍只能以“尊王命、睦邻邦”为由,接受了这一安排,只是群臣私下里难免对晋国的强势议论纷纷。
同年春日,晋国大夫栾书率领精锐军队侵袭蔡国。蔡国地处中原南部,与楚国接壤,长期以来在晋、楚两大强国之间摇摆不定。此次晋国出兵,一方面是为了惩戒蔡国近期对楚国的亲近之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巩固晋国在中原南部的影响力。栾书治军严明,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入蔡国边境,掠夺了大量物资与人口,蔡国国君惊慌之下,连忙派遣使者向楚国求援,却因路途遥远未能及时得到救援,只能暂时向晋国求和,献上珍宝以示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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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鲁国,出使莒国的使者公孙婴齐已整装出发。莒国位于鲁国东部,两国虽有接壤,却因边境琐事时常产生摩擦。此次公孙婴齐出使,肩负着修复两国关系的重任。他携带鲁国的特产与玉器,一路上晓行夜宿,抵达莒国都城后,以谦逊有礼的态度面见莒国国君,既重申了鲁国对两国边境和平的重视,又委婉提及此前的摩擦需以礼化解。莒国国君见鲁国诚意满满,加之忌惮鲁国与晋国的同盟关系,最终同意与鲁国重申盟约,约定互不侵犯,公孙婴齐的出使也因此取得了圆满成功。
夏日常阳初升,宋国派来的使者华元抵达鲁国都城。华元作为宋共公身边的重臣,此次出使是为了与鲁国商议两国联姻之事——宋共公有意迎娶鲁国王室之女,以通过婚姻纽带巩固两国的同盟关系。华元在鲁国朝堂上言辞恳切,详细阐述了宋鲁联姻对两国共同对抗楚国威胁的重要性,鲁成公与群臣商议后,认为此举有利于鲁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地位,便欣然应允。华元见状,当即代表宋共公向鲁国表达了谢意,并约定后续将派遣使者前来送聘礼。
不久后,宋国的聘礼队伍便在公孙寿的率领下抵达鲁国。这支队伍绵延数里,车上装载着金银玉器、绸缎布匹、牛羊牲畜等丰厚聘礼,尽显宋国的诚意。鲁国按照周礼的规定,举行了隆重的受聘仪式,鲁成公亲自接待公孙寿,群臣一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公孙寿在仪式上宣读宋共公的聘书,言辞恭敬地表达了对鲁国王室之女的仰慕,以及两国永结秦晋之好的愿望。仪式结束后,鲁国设宴款待宋国使者,席间宾主尽欢,进一步拉近了两国的关系。
夏日的晋国朝堂,却上演了一场惨烈的变故——晋景公下令处死了大夫赵同、赵括。赵氏家族曾是晋国的名门望族,势力庞大,但在权力斗争中逐渐与景公产生隔阂,加之此前在与楚国的战争中出现失误,遭到景公的猜忌。此次景公以“谋逆”为由下令诛杀赵同、赵括,实则是为了削弱赵氏家族的势力,巩固自身的统治。消息传出,晋国朝野震动,群臣无不噤若寒蝉,而赵氏家族也因此遭受重创,几乎一蹶不振,这便是历史上着名的“下宫之难”的前奏。
秋七月,周天子周简王派遣召伯出使鲁国,为鲁成公赐下仪物命服。按照周礼,诸侯的仪物命服由周天子赏赐,代表着诸侯的等级与荣耀。此次召伯带来的命服包括玄冕、赤舄、华章等,皆是按照鲁成公的爵位定制。鲁国举行了盛大的受赐仪式,鲁成公身着朝服,率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召伯,在宗庙中按照礼仪接受命服。召伯在仪式上宣读周简王的诏书,勉励鲁成公“敬天保民、修德慎行”,鲁成公恭敬叩谢,随后设宴款待召伯,彰显了鲁国对周天子的尊崇。
冬十月癸卯日,鲁国宗室杞叔姬去世。杞叔姬是鲁成公的姐妹,早年嫁与杞国国君为夫人,此次去世的消息传回鲁国,鲁成公悲痛不已,下令按照宗室女子的礼仪为其举办丧事。鲁国群臣纷纷前往吊唁,杞国也派遣使者前来奔丧,两国按照周礼的规定处理丧葬事宜,尽显姻亲之国的情谊。
冬日的鲁国,再次迎来晋国的使者——大夫士燮奉命前来聘问。士燮此次出使,一方面是为了通报晋国近期的局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晋鲁两国的同盟关系。士燮在鲁国朝堂上,向鲁成公详细介绍了晋国对楚国的战略部署,以及联合诸侯对抗楚国的计划,鲁成公表示将全力配合晋国的行动。两人还就中原诸侯的局势展开深入讨论,达成了多项共识,为后续两国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叔孙侨如会同晋国士燮、齐国人、邾国人,联合出兵攻打郯国。郯国位于鲁国东部,长期以来对晋国的霸主地位阳奉阴违,甚至暗中与楚国往来,这引起了晋国的不满。此次四国联军兵分几路,向郯国发起进攻,郯国国力弱小,根本无法抵挡联军的攻势,很快便兵败投降。联军要求郯国国君前往晋国朝拜,并献上大量贡品,承诺今后不再与楚国勾结,郯国国君无奈应允,这场战争也进一步巩固了晋国在东部诸侯中的霸权。
冬日的鲁国王宫,迎来了卫国送来的陪嫁女子。此前鲁、卫两国已达成联姻协议,卫国国君将女儿嫁与鲁成公为妃,此次送来的陪嫁女子皆是卫国宗室之女与大臣之女,共计数十人。卫国的送亲队伍抵达鲁国后,鲁国按照周礼举行了迎接仪式,将陪嫁女子安置在王宫之中。这些陪嫁女子不仅带来了卫国的财物与技艺,也进一步加深了鲁卫两国的亲缘关系,为两国的友好往来增添了新的纽带。
话说回来,就在鲁成公执政鲁国第八个年头,同时也是周王室周简王三年之时,在这一年的春天,寒意尚未褪尽,晋景公的使者韩穿便带着明确的使命抵达鲁国。他向鲁成公传达晋国的最新指令:要求鲁国将此前从齐国夺回的汶水以北田地,重新归还齐国。这一反转令鲁国上下哗然——此前晋国正是以“汶水以北田地本属鲁国”为由,支持鲁国对齐用兵,如今却出尔反尔,全然不顾鲁国将士的浴血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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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文子作为鲁国重臣,心中虽满是愤懑与不解,却仍按礼仪设宴为韩穿饯行。酒过三巡,季文子屏退左右,与韩穿私下交谈,言辞恳切又不失锋芒:“大国之所以能成为诸侯盟主,核心在于行事合于道义,方能让诸侯感怀德行、畏惧讨伐,不敢有叛离之心。当初晋国主张汶水以北田地是敝邑故土,因而协助我国对齐用兵,迫使齐国归还田地。如今才过多久,又传来相反的命令,要我们将田地还给齐国。信用是推行道义的根基,道义是完成命令的保障,这两点正是小国对大国的最大祈望与依赖。若信用无从谈起,道义难以建立,四方诸侯人心涣散,又怎能不对晋国离心离德?”
他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感慨:“‘我做妻子没过错,是你男子太无情。是是非非没定准,前后不一坏德行。’短短七年之内,晋国对汶水田地的态度忽而给予、忽而夺走,还有比这更反复无常的吗?男子尚且会因前后不一失去配偶,更何况是统领诸侯的盟主?盟主当以德行立世,却如此出尔反尔,又怎能长久赢得诸侯的拥护?《诗经》又说:‘谋略缺乏远见,所以极力劝谏。’我季行父忧心晋国因缺乏深远谋略而失去诸侯信任,故而冒昧与你说这番肺腑之言。”韩穿听闻,面露愧色,却也只能以“君命难违”搪塞,心中暗自佩服季文子的胆识与远见。
同年春,晋国大夫栾书率领大军侵袭蔡国。蔡国素来依附楚国,此次晋国出兵,既是惩戒蔡国,更是意在试探楚国的反应。攻克蔡国边境后,栾书大军乘胜追击,转而侵袭楚国本土,凭借精良的战术与勇猛的将士,成功擒获楚国将领申骊。楚军仓促撤回国内,晋国军队并未停歇,又顺势侵袭与楚国结盟的沈国,生擒沈国国君揖初。这一系列胜利,皆源于荀首、士燮、韩厥三位大夫的精准谋划——他们力主“避实击虚,联弱制强”,既打击了楚国的同盟势力,又避免了与楚军主力正面硬拼。君子对此评价道:“从善如流,实在是恰当至极!《诗经》说:‘平易近人的好君子,何不起用人才?’说的正是主动求取善言、任用贤人的道理。任用贤才,便能成就功业啊!”
此时,郑成公正准备率军会合晋军,途中经过许国。许国长期依附楚国,与郑国素有嫌隙,郑成公便顺势下令攻打许国都城东门。郑军士气高昂,攻势猛烈,很快攻破城门,俘获许国士兵与物资无数,既为会合晋军预热,也报了往日的一箭之仇。
与此同时,鲁国大夫声伯(即公孙婴齐)启程前往莒国。此次出行并非为了国事,而是为自己迎亲——他早已与莒国一位贵族女子定下婚约,此番正是按照周礼前往莒国迎娶新娘,既了却个人终身大事,也顺带增进了鲁莒两国的姻亲情谊。
宋国方面,重臣华元亲自出使鲁国。他此行的核心目的,是为宋共公向鲁国王室求亲,希望迎娶鲁成公的女儿共姬为夫人。华元在鲁国朝堂上言辞恳切,详细阐述了宋鲁联姻对巩固两国同盟、共同对抗楚国的重要意义。鲁成公与群臣商议后,认为此举有利于鲁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地位,便欣然应允。华元见状,当即代表宋共公向鲁国表达谢意,并约定后续将派遣使者前来送聘礼。
夏初,宋国的聘礼队伍在公孙寿的率领下浩浩荡荡抵达鲁国。队伍中装载着金银玉器、绸缎布匹、牛羊牲畜等丰厚聘礼,尽显宋国的诚意。鲁国按照周礼的规定,举行了隆重的受聘仪式,鲁成公亲自接待公孙寿,群臣一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公孙寿在仪式上宣读宋共公的聘书,恭敬地表达了对共姬的仰慕之情,以及两国永结秦晋之好的愿望。此次聘礼往来,完全合乎古代礼仪,成为当时诸侯之间交往的典范。
晋国朝堂却在此时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晋景公的姐姐赵庄姬,因丈夫赵朔早逝,与赵朔的叔父赵婴有私情,赵同、赵括为维护赵氏家族声誉,将赵婴放逐到齐国。赵庄姬因此心怀怨恨,便在晋景公面前诬陷赵同、赵括谋反,声称:“赵同、赵括暗中集结势力,将要发动叛乱。”栾氏、郤氏家族与赵氏素有嫌隙,见状便出面为赵庄姬作证,进一步坐实了赵同、赵括的“罪名”。
六月,晋景公下令讨伐赵同、赵括。赵氏家族猝不及防,难以抵挡晋军攻势,赵同、赵括最终被杀。当时,赵朔与赵庄姬之子赵武尚年幼,因跟着庄姬住在晋景公的宫殿中,才侥幸免于被杀。晋景公随后将赵氏家族的田地赏赐给祁奚。
韩厥得知此事后,心急如焚,立即面见晋景公进谏:“以赵衰辅佐晋文公成就霸业的功勋,赵盾忠心耿耿辅佐国君的赤诚,如今却没有后代继承爵位与家业,这会让天下做好事的人感到心寒啊!三代时期的贤明君王,之所以能数百年保持上天赐予的禄位,并非他们的后代中没有邪僻之人,而是都能凭借先祖的功德与德行,托庇得以免除祸难。《周书》说:‘不敢欺侮鳏夫寡妇。’正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发扬仁德之心。”晋景公听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此举可能会失去人心,于是采纳韩厥的建议,立赵武为赵氏家族的继承人,并将赏赐给祁奚的赵氏田地重新归还给他。赵氏家族由此得以延续,也为后来“赵氏孤儿”的传奇故事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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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就在鲁成公八年的春夏两季,中原大地各路诸侯国国内外又起风波,这顿时便让在暗中静观这一切的王嘉为之眉头一蹙,紧接着在他眺望远方和深思熟虑后不久,在长叹一声之余,他便不紧不慢的缓缓道出他的反思思考和评价感悟之言来。
“唉,这春秋乱世,果然是‘礼崩乐坏’,变数无常啊!”王嘉望着窗外掠过的归雁,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案头的竹简,语气中满是感慨。
“晋国身为诸侯盟主,本应‘以信为本,以义为纲’,却因一己之利随意更改号令,把汶水田地视作筹码,忽而予之、忽而夺之。季文子所言极是,‘信用是道义之基,道义是命令之保障’,如此反复无常,怎能让诸侯信服?今日能对鲁国出尔反尔,明日便可能对他国背信弃义,长此以往,同盟离心,霸业危矣!”他顿了顿,想起季文子引用的《诗经》诗句,不禁摇头,“‘前后不一坏德行’,大国无信,比匹夫无行更可怕啊!”
转而谈及晋国对蔡、楚、沈的用兵,王嘉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栾书能擒申骊、获揖初,固然是将士勇猛、谋略得当,荀首、士燮、韩厥的‘避实击虚’之策也确实高明。可这胜利背后,不过是大国争霸的棋子博弈——蔡国附楚便伐蔡,沈国结盟便擒君,说到底,还是‘强则为尊’的丛林法则。君子赞其‘从善如流’,可这‘善’若只为争霸服务,又算得了什么真正的仁德?”
说到郑国攻打许国,他轻轻叹了口气:“郑、许素有嫌隙,借会合晋军之机报私仇,看似得利,实则仍是诸侯间的互相倾轧。今日你攻我伐,明日又因利害结盟,这般冤冤相报,何时才能有真正的安宁?”
思绪转到鲁国,王嘉脸上露出些许欣慰:“声伯迎亲、宋鲁联姻,倒算是这乱世中的一抹温情。以婚姻结两国之好,以礼仪固同盟之谊,这才是‘亲仁善邻’的正道。公孙寿送聘礼合乎周礼,鲁国君臣依仪接待,至少在鲁国,‘礼’的根基尚未完全崩塌,这或许是诸侯乱世中为数不多的希望吧。”
可当想到晋国赵氏家族的惨变,王嘉的眉头又紧紧皱起:“赵同、赵括虽有维护家族声誉之举,却也因私怨引发内祸;赵庄姬为报私仇诬陷宗亲,栾氏、郤氏借势倾轧,最终导致赵氏几乎灭门——这场血案,皆是‘私’字作祟啊!若非韩厥以‘赵衰之功、赵盾之忠’进谏,以《周书》‘不欺鳏寡’之德劝谏,赵氏怕是早已烟消云散。”他拿起一卷《左传》,翻到赵衰辅佐晋文公的篇章,轻声道,“先祖功勋卓着,后代却因内斗而遭横祸,可见‘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家族如此,国家亦然。”
王嘉站起身,走到书库的窗前,望着远处连绵的山峦,长叹一声:“这春夏两季的风波,看似是诸侯间的攻伐、联姻、内乱,实则皆源于‘利’与‘义’的博弈。大国逐利而弃信,家族因私而忘公,礼仪虽在,却多成了表面文章。唉,何时才能有真正‘以民为本、以义为先’的君王,让这乱世重归安宁,让百姓不再受战火之苦啊?”
话音落下,书库中只剩下竹简的清香与王嘉沉重的呼吸声,仿佛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对这春秋乱世的无奈与期盼。
时光飞逝,伴随着时间与空间飞速流逝和变幻转移…
秋高气爽,周天子周简王的使者召桓公带着隆重的仪仗抵达鲁国。此行,他奉王命赐给鲁成公象征诸侯等级与荣耀的仪物命服。鲁国按照周礼,举行了盛大的受赐仪式。鲁成公身着朝服,率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在宗庙中恭敬地接受命服——包括玄色的礼帽、赤色的鞋子以及绣有华美纹饰的礼服。召桓公在仪式上宣读周简王的诏书,勉励鲁成公“敬天保民、修德慎行”,恪守诸侯职责。鲁成公叩谢后,设宴款待召桓公,席间宾主尽欢,彰显了鲁国对周天子的尊崇,也让鲁国在诸侯间进一步巩固了礼仪之邦的形象。
同年秋天,晋景公派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因前往吴国的路途需经过莒国,巫臣便向莒国借路。抵达莒国后,莒国国君渠丘公亲自接待,两人一同站在莒国都城的护城河边。巫臣望着城墙斑驳、多处坍塌的景象,语气凝重地说:“这城墙损坏得太严重了!如此防御,如何能抵御外敌?”渠丘公却不以为意,笑着答道:“我国地处偏僻简陋之地,身处于夷人聚居的区域,地势偏远,又贫穷弱小,还有谁会打我们的主意呢?”
巫臣闻言,神色严肃地反驳道:“世上那些动脑筋开拓疆土、为自己国家谋取利益的狡诈之人,哪个国家没有?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如今众多的大国。而小国得以存续,有的是因为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备;有的则因放纵松垮、毫无戒备而走向灭亡。即便是勇敢的人,尚且会谨慎地关闭内外门户,以防不测,更何况是一个国家呢?”渠丘公听后,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虽未当场表态,心中却已对巫臣的话生出几分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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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十月,鲁国宗室杞叔姬去世的消息传来。杞叔姬早年嫁与杞国国君为夫人,后因失宠被杞君休弃,无奈返回鲁国。按照《春秋》的记载惯例,只有诸侯夫人被休弃归国后去世,才会予以记录,此次对杞叔姬的记载,正是遵循了这一礼法,也暗含着对杞君薄情寡义的隐晦批评。鲁国按照宗室女子的礼仪为杞叔姬举办丧事,杞国虽未派遣使者前来奔丧,但鲁国仍依礼行事,维护了宗室的体面。
同年冬天,晋国大夫士燮出使鲁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通知鲁国出兵,联合攻打郯国——只因郯国近期转而事奉吴国,背离了晋国主导的诸侯同盟。鲁成公因国内事务繁杂,不愿立即出兵,便送给士燮丰厚的财物,请求暂缓出兵的日期。士燮却断然拒绝,神色坚定地说:“君王的命令绝不能违背,若是完不成使命,我便无法在晋国立足。按照礼制,除了规定的礼物外,不能额外接受财物;而且一件事也不可能有两种圆满的结果。若是君王(指鲁成公)率军比其他诸侯晚到战场,那么寡君(晋景公)就无法再将君王视为同盟中的一员来事奉了。我回去后,必将如实向寡君汇报此事。”
季文子得知士燮的态度后,心中十分害怕——他深知晋国的强势,若得罪晋国,鲁国恐将面临不利局面。于是,季文子连忙派宣伯(叔孙侨如)率领鲁国军队,迅速与晋军会合,一同出兵攻打郯国。郯国国力弱小,根本无法抵挡晋、鲁联军的攻势,很快便兵败投降,不得不重新归附晋国主导的同盟。
与此同时,卫国派遣使者护送女子抵达鲁国,这些女子是作为鲁成公之女共姬出嫁宋国的陪嫁。按照古代礼制,诸侯女儿出嫁时,同姓的诸侯会送女作为陪嫁,以彰显宗亲情谊;而异姓诸侯则无需如此。卫国与鲁国同为姬姓诸侯国,此次送女陪嫁,完全合乎礼法,既进一步巩固了鲁卫两国的亲缘关系,也成为当时诸侯间遵循礼仪交往的又一例证。
眼见这鲁成公八年秋冬后两季之事,结合先前的感思感悟,王嘉虽说对此跌宕起伏之事内心五味杂陈,但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感知更上一层楼,不久后在再度长舒一口气后,他便不紧不慢的继续道出他的反思思考与评价感悟之言来。
“唉,这秋冬两季的事,看似各不相干,实则都藏着乱世的生存之道啊!”王嘉望着案头新整理的竹简,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语气中带着几分深沉的思索。
“周天子赐命服于成公,仪式何等隆重,‘敬天保民、修德慎行’的教诲犹在耳畔。可这不过是周礼的最后一抹余晖罢了!如今诸侯争霸,大国逐利,谁还真把周天子的话放在心上?鲁国恪守礼仪,固然保住了‘礼仪之邦’的虚名,可在晋国这样的霸主面前,还不是只能忍气吞声?这礼仪,终究成了束缚小国的枷锁,而非大国的准则。”
转而想到申公巫臣与渠丘公的对话,王嘉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申公巫臣真是目光长远!莒国地处夷地,便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狡兔尚且三窟’,何况一个国家?城墙坏了可以修补,可人心要是松懈了,灾祸就不远了。那些看似偏僻弱小的国家,往往就是因为这种‘无人觊觎’的侥幸心理,才会在不经意间走向灭亡。巫臣的话,不仅是对莒国的警示,更是对所有小国的告诫啊!”
谈到杞叔姬的去世,王嘉轻轻叹了口气:“杞叔姬被休归国,最终郁郁而终,《春秋》特意记载,这是对杞君薄情寡义的无声批判。女子在乱世中,不过是诸侯联姻的工具,得宠时是两国友好的象征,失宠时便成了弃子。鲁国虽依礼为她举办丧事,可又能改变什么呢?这背后,是多少诸侯女子的辛酸与无奈啊!”
思绪回到晋国逼迫鲁国攻打郯国之事,王嘉的语气中满是愤懑:“晋国真是霸道至极!只因郯国事奉吴国,便要兴师问罪。鲁成公请求暂缓出兵,本是情理之中,可士燮一句‘君王的命令不能违背’,便断了所有商量的余地。这哪里是同盟,分明是主仆!鲁国为了自保,只能乖乖听话,派宣伯率军出征。弱国无外交,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最后,王嘉谈到卫国送女陪嫁之事,脸上露出些许欣慰:“好在还有卫国送女陪嫁这样合乎礼法的事,让这乱世多了一丝温情。同姓诸侯相互扶持,以婚姻巩固宗亲情谊,这才是周礼的本意啊!只可惜,这样的例子在如今的乱世中,实在太少了。”
王嘉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飘落的枯叶,长叹一声:“这一年来的风波,让我愈发明白,春秋乱世,‘礼’与‘利’的博弈从未停止。大国以利为上,小国夹缝求生;礼仪虽在,却难敌强权。可即便如此,鲁国仍坚守礼仪,申公巫臣仍不忘警示,卫国仍恪守宗法……这些,或许就是乱世中的微光吧!只盼有朝一日,能有真正贤明的君王,重拾周礼,让天下重归安宁,让百姓不再受战火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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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落下,书库中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风声,仿佛在诉说着这乱世的沧桑与无奈。
紧接着,在这之后不久,思虑良久之余,只见王嘉的脑海里,对于这一系列事情,此时此刻顿时便浮现出这一时期乃至后续时代诸子百家与名人大师的着作典籍中的佳句名篇,紧接着便轻声吟诵并细细感悟起这一切来。
“《论语》有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王嘉轻声吟诵,指尖在竹简上划过,“晋国反复无常,失却的正是‘信’啊!没有了信用,即便身为盟主,诸侯离心离德,霸业又怎能长久?孔夫子这话,简直是为如今的晋国量身定做的警示。”
他转而拿起一卷《道德经》,目光落在“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上,喟然长叹:“晋国攻打蔡、楚、沈,虽胜犹耻。战争从来不是王道,只是霸道的工具。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可如今的大国,谁不是靠武力威慑诸侯?这般穷兵黩武,终究会自食恶果。”
谈到赵氏家族的内祸与韩厥的劝谏,王嘉想起《周易》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赵氏因私怨而遭横祸,正是‘积不善’的结果。若非韩厥以‘仁’进谏,赵氏怕是早已断绝祭祀。这‘善’与‘仁’,才是家族存续、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啊!”
他又翻到《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记载,结合鲁国坚守礼仪、卫国送女陪嫁之事,眼中泛起微光:“鲁国与卫国恪守周礼,虽在强权面前显得弱小,却保住了‘礼义廉耻’的四维根基。管子说得对,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乱世中的一丝坚守,或许就是华夏文明不绝的希望。”
最后,王嘉吟诵起《诗经·大雅·荡》中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声音愈发沉重:“这些诸侯的所作所为,与夏桀、商纣何其相似!忘记历史的教训,重蹈覆辙,这才是最可怕的。先贤留下这些典籍,不是让我们束之高阁,而是让我们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啊!”
吟诵完毕,王嘉将竹简轻轻放回案头,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诸子百家在乱世中奔走呼号的身影。这些佳句名篇,就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乱世的迷雾,也让他对“义利之辨”“礼崩乐坏”的理解,愈发深刻。
后来,又过了没多久…
在这之中,王嘉与许多相关人士进行交流,并且有了许多自己的感悟。
再到了后来,当他的思绪回到现实中时,他便将其中重要的信息记录在他先前准备好的小竹简小册子上,之后再细细分析。
然后,他在完成自己手中的书籍整理与分类工作后,他便马不停蹄的带着自己的疑惑,前往他的老师左丘明丘明先生休息以及办公的地方,寻求答疑解惑。
王嘉捧着写满注解的小竹简,轻步走到左丘明先生的书房外,恭敬地叩了叩门:“先生,学生王嘉有惑,恳请先生指点。”
“进来吧。”书房内传来左丘明温和的声音。
王嘉推门而入,见先生正坐在案前整理史料,便将手中的小竹简递上:“先生,这是学生整理的鲁成公八年诸事感悟,其中有几处思虑良久,仍未通透。”
左丘明放下手中的毛笔,接过竹简,目光扫过上面的字迹,笑着点头:“你观事细致,感悟也颇有见地。说说看,何处令你困惑?”
王嘉躬身道:“学生不解,晋国身为盟主,为何明知‘无信不立’,却仍要出尔反尔,让鲁国归还汶水田地?难道霸主之位,真能凌驾于道义之上?”
左丘明闻言,神色凝重起来:“王嘉,你要明白,春秋乱世,‘利’往往凌驾于‘义’之上。晋国此举,看似失信,实则是为了平衡与齐国的关系。当时楚国势力渐强,晋国若与齐国交恶,便会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地。所谓‘盟主’,不过是在各国利益间寻求平衡的掌控者,道义不过是其维护霸权的工具罢了。”
王嘉眉头微蹙:“那季文子以《诗经》劝谏,韩穿亦面露愧色,为何晋国仍不改变主意?”
“愧色是真,改主意却难啊!”左丘明长叹一声,“晋国朝堂之上,权臣林立,景公虽为君主,亦要受制于各大世家。栾氏、郤氏等家族为了自身利益,早已与齐国达成默契,景公即便有心顾及道义,也不得不妥协。这便是乱世中,个人与家族利益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啊!”
王嘉似有所悟,又问:“先生,赵氏家族因私怨而遭横祸,韩厥以‘仁’进谏,景公便立赵武为继承人。这‘仁’与‘私’的博弈,在乱世中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左丘明沉吟片刻,道:“‘仁’是治国之本,‘私’是乱国之源。赵氏因私而衰,韩厥以仁而救赵,这便是‘仁’能拨乱反正的明证。但你要记住,在乱世中,‘仁’的力量往往需要借助时机与权势。若韩厥不是晋国重臣,若景公不是担心失去人心,赵氏恐怕早已灭绝。这‘仁’与‘私’的博弈,从来都是此消彼长,没有绝对的胜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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