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小桌子前的三个年轻人，眼神里带着种恨铁不成钢的认真：“所以耕地补偿制度在立法时就强调，不能只给钱了事。最核心的新增项，就是‘开垦耕地计划’。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占了一亩好地，不光要给农民补偿，还得想法子再弄出一亩能种庄稼的地来——要么自己组织人去开荒，要么缴钱让政府去开，总之不能让耕地总量变少。”

他顿了顿，拿起那本《土地管理法》，翻开其中一页，指腹在某一行字上反复摩挲：“更关键的是验收权——明确归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为什么要把权放这么高？就是怕基层放水。你想想，要是让县里、乡里自己验收，今天张三打个招呼，明天李四送点东西，那‘占多补少、占优补劣’不就成了家常便饭？”

他吸了口烟，烟雾从嘴角溢出，像声悠长的叹息。“可现实呢？这套制度常常成了‘高悬庙堂的空文’。”他的声音沉了下去，带着种压抑的愤怒，“宝盖村就是个例子，好好的水田被征去盖厂房，承诺的‘新开垦耕地’在山坳里，石头比土多，别说种水稻，种玉米都长不高。可验收报告照样写着‘合格’，公章盖得清清楚楚，红得刺眼。”

“还有更绝的。”他掰着焦黄的手指，一条一条数着，“有的地方把耕地开垦费挪去盖办公楼，农民去问，就说‘钱紧张，先欠着’；有的干脆不搞开垦，按每亩几千块给农民‘一次性补偿’。农民看着钱不少，可几十年后呢？地没了，钱花光了，子孙后代靠什么活？”

他的手指重重拍在法典上，红色封皮发出沉闷的响声。“省级政府的验收权？层层往下传，传到最后，就是乡镇干部拿着照片拍脑袋‘合格’。文件往来倒是规范，可落到实处，全成了形式主义。这耕地红线，不是用墨水画的，是靠土坷垃堆的啊！”

他身旁也坐着两个年轻人，穿格子衬衫，戴黑框眼镜，低着头飞快地记着笔记，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格外清晰，偶尔停下来咬着笔杆皱眉，像是在消化那些沉重的现实。穿蓝色工装，袖口沾着油污，捧着那本《土地管理法》，手指在书页上滑动，遇到重点处就用红笔划出横线，力道大得几乎要划破纸页，眼神里满是专注，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激动。

六个人的身影被投在铁皮墙上，像幅静默的画。没有讲台，没有课本，没有铃声，却有着比任何课堂都更虔诚的肃穆。

中年男人的声音时而激昂，时而低沉，像把犁，在五个年轻人心里翻耕；年轻人的眼神时而困惑，时而坚定，像一粒种子，在法典的土壤里悄悄萌芽。

“这就是传说中那个有故事的师傅？”肖童脚步下意识地停了下来，站在铁皮棚子外。她刚从对面的夜市过来，烤串的油烟味还萦绕在鼻尖，耳边似乎还能听到摊主的吆喝、食客的笑闹——那些喧嚣隔着一条马路传来，却像隔着两个世界。

肖童在门口往铁皮棚子里看，心跳莫名地漏了一拍。那个中年男人，指尖的烟火，蓬乱的长发，桌上那本红得刺眼的法典；那五个年轻人，专注的神情，飞快的笔尖，紧握法典的手指……一切都透着不寻常。她忽然想起上周听见坊间传闻：邻村的王老汉家的耕地被征了，开发商给的补偿款比政策少了一半，去镇上问，干部说“政策是政策，实际是实际”，王老汉急得直哭，有人就说“去打铁铺问问，那里有解得开的人”。

原来传闻是真的，但这里不是打铁铺，是曾金辉和赵志红的铁皮棚子，但此刻也不是了。这个坐主位的中年男人，应该就是这群人的核心，是那个能在法典里找到答案的“邵东师傅”。

棚子里的讲解还在继续，中年男人抬手点了点书页上的某一行，五个年轻人立刻凑过去，脑袋挨着脑袋细看，眉头紧锁着，像是在攻克某个难题。肖童看见穿工装的年轻人忽然拍了下大腿，激动地说了句什么，中年男人摇了摇头，指着另一行字低声解释，年轻人的表情慢慢从激动变成了然，又添了几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