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了，师父。”李强低下头，“是我想岔了。”

“不怪你。”秦建国拍拍他的肩，“外头的热闹，看得人眼花。记住咱们的根本就行。街坊的活，该接还得接。张奶奶那个炕桌，是她老伴儿留下的唯一念想。小学校的木尺，孩子们拿在手里，学的不光是量尺寸，也可能摸到木头的温润。这些，都是‘北木’该做的事。”

这场谈话后，李强沉稳了不少，带着李刚干活更踏实了。但外面的“热闹”并未停歇。

十一月初，市轻工局的一位副科长亲自来到小院，还带来了省报的一位记者。副科长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省里有意扶持地方特色工艺出口创汇，“北木”作为有国际影响（尽管只是一次展览）的典型，被纳入重点考察名单。局里的意思是，希望“北木”能扩大生产规模，最好能挂靠到某个集体厂子下面，这样便于管理、申请贷款、纳入计划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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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师傅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副科长很热情，“你们这小作坊的形式，终究不成气候。有了组织和资金，才能做大做强嘛！省里领导都很重视。”

记者手里的相机咔嚓作响，记录着“领导关怀民间工艺人”的场面。

秦建国给客人倒上茶水，沉吟片刻，开口道：“感谢领导关心。不过，‘北木’眼下就是个小院子，几个徒弟，接点活，做点自己想做的东西。挂靠厂子，扩大规模，是好事，但我们这点手艺，怕担不起那么大的盘子。木头这东西，急不得，人也急不得。我们还得再琢磨琢磨。”

副科长没想到会被这么委婉又明确地拒绝，脸上有些挂不住，又劝说了几句，见秦建国态度温和却坚定，只好作罢。记者倒是敏锐，觉得这位民间匠人面对“大好前程”如此淡然，更有报道价值，追着问了好几个关于手艺传承与商业化的看法，秦建国回答得依旧朴实：“手艺就像树，长得太快，木质就松了。得慢慢长，年轮才密实。”

这事不知怎的传开了，胡同里议论纷纷。有人说秦建国傻，放着官家的支持不要；也有人竖大拇指，说这才是真正做手艺的骨气。前院的刘婶特意跑来，压低声音说：“秦师傅，拒得好！我那侄子原先在的那个木器厂，就是这合并那挂靠，最后老师傅都靠边站，做的都是糊弄人的玩意了！”

秦建国只是笑笑。他清楚，拒绝了“组织”，可能也就拒绝了一些资源和庇护，未来的路或许会更难走。但他更清楚，一旦被纳入那个“计划”的齿轮里，“北木”可能就不再是“北木”了。

冬意渐浓，第一场雪悄然落下，覆盖了春城的屋顶和街道。小院里，新收的几块老榆木在角落里经历着自然的干燥。秦建国开始筹划一件新的作品。这次，他想做一件完全属于春城，属于工业记忆的作品。

灵感来自一次偶然。周明远厂子里淘汰一批旧机器，其中有些是纯木制的齿轮箱外壳和垫板，木质极好，浸透了机油和岁月的磨痕。周明远知道秦建国喜欢有故事的木头，就给他留了几块。秦建国看到那些木头时，心头一震。木头上深深浅浅的油渍，机器长期震动形成的微妙磨损，螺栓固定的孔洞，甚至上面模糊不清的蓝色编号漆字……这不正是工业版的“江底木”吗？是另一种力量和时间在木头上留下的“痕·迹”。

他决定用这些工业旧木，结合传统的榫卯和镶嵌技艺，做一件名为《城·忆》的作品。不是怀旧，也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试图让两种看似迥异的“时间语言”——工业的、机械的、集体生产的记忆，与手工的、自然的、个体情感的记忆——在木头上对话。

这个想法让他重新燃起创作的激情。王娟和宋志学再次成为核心助手。王娟需要研究工业构件的力学结构和木料特性，确保艺术构思在结构上可行。宋志学则被那些齿轮、轴承印痕和编号字迹迷住了，他尝试将工业元素的几何感、秩序感，与老宅雕花残件中提取的柔美线条相结合，设计出新的装饰纹样。

李强和李刚负责处理这些“油渍麻花”的旧木料。清理它们不能用水，需要用特殊的溶剂和物理方法，小心保留那些有价值的痕迹，去除影响稳定的污垢。这活又脏又需要耐心，但李强干得毫无怨言，他似乎从这些沉默的工业遗骸中，体会到了一种不同于山林江河的、属于这座城市的沉重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