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迟疑些。冬雪迟迟不肯完全退场，春寒料峭，胡同地面的冰壳化了又冻，泥泞不堪。秦建国那张商标“受理通知书”，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初时漾开几圈涟漪，随后便归于沉寂，沉入未知的等待中。但变化，已然如地下冰层的消融，虽不可见，却在悄然发生。

最先感受到的是街坊邻居的态度。以前大家喊他“秦师傅”，透着熟稔的手艺人之间的尊重。现在，称呼里多了点别的意味。“秦老板”、“北木的秦师傅”——半是玩笑，半是试探。前院的刘婶来送自家腌的酸菜，话里话外绕着弯：“建国啊，听说你那‘北木’要成‘牌子货’了？以后咱们街坊找你打个柜子，是不是也得按‘牌子’的价儿了？” 秦建国只是笑笑：“刘婶，您要打柜子，木头您出，工钱还按老规矩。‘牌子’不‘牌子’，咱做的还是实在活儿。”

话虽如此，无形的压力却真实存在。开春后，来找“北木”的，不再仅仅是修修补补或定制普通家具的街坊。有衣着体面、自称是某机关单位后勤科的人，想要定做一批“有特色、上档次”的会议桌和文件柜，“钱不是问题，要能体现咱们春城文化气质”。也有看起来像是“倒爷”模样的人，神秘兮兮地打听，能否“仿制”一些《白山忆》或《黑水》系列的小件，“用料可以商量，不用那么老的好料也行，关键是样子像，出货要快”。

对这些，秦建国一律温和而坚定地回绝了。会议桌文件柜，他推荐对方去找正规的木器厂；仿制的要求，更是直接摇头：“‘北木’的东西，没有‘仿’这一说。每一件都是独一份。” 来人往往悻悻而去，有的临走还会撂下几句“死脑筋”、“放着钱不赚”之类的闲话。

这些纷扰，秦建国大多自己消化了，不太跟徒弟们细说。但他发现，徒弟们之间，也开始有了微妙的不同。

李强经历过南方的挫折，又亲眼目睹了师父对商业化诱惑的清醒拒绝，如今变得异常沉稳踏实。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院子的管理和基本功的进一步锤炼上，带着李刚一丝不苟地处理每一块新进木料的初加工，对工具和材料的爱护近乎苛刻。他话少了，但眼神里的笃定，让秦建国放心。

王娟的变化则更为内敛而深刻。从美院老师那里学来的素描和构成知识，她并未直接用在“北木”现有风格的作品上，而是开始以一种更理性、更结构化的眼光，重新审视和梳理“北木”的工艺体系。她尝试绘制详细的“工艺分解图”，将一件复杂作品从选料到成型的每一个关键步骤、技术要点、可能的变数都标注出来。她还开始记录不同木料在不同季节、不同湿度下的收缩膨胀数据，虽然粗糙，却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开端。她私下对秦建国说：“师父，我觉得‘北木’的‘独一份’，不能只靠感觉和经验。得有一套能说清楚、能量化的‘内在规矩’，这样，就算以后我们人多了，或者要教别人，也有个准绳。”

秦建国对此大为赞赏：“娟子，你这是在给咱们的手艺‘立规矩’、‘搭骨架’，这是大好事！比多卖几件东西要紧得多。”

变化最大也最让秦建国暗自观察的，是宋志学。这个年轻人身上艺术家的敏感和理想主义色彩愈发浓厚。他对那些找上门来的“俗务”表现出明显的不耐，对李强日益严格的“管理”和“规矩”也偶有微词。他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创作”上。他利用秦建国从欧洲带回的一些关于包豪斯和现代主义设计的印刷资料（尽管有限且模糊），结合自己对中国传统器物造型的研究，设计出了一系列极具先锋感的作品小稿：完全抛弃传统榫卯、采用金属构件连接的抽象座椅；将老木料切割成几何块面再重组的壁饰；甚至有用极薄木片弯曲成型、模仿有机形态的灯具。

这些设计图稿大胆、新颖，甚至有些“惊世骇俗”，完全打破了“北木”以往作品那种基于自然形态和传统工艺的温润质朴之美。宋志学兴奋地拿给秦建国看，眼睛里燃烧着创作的火焰：“秦师傅，您看！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停留在‘老物件’和‘回忆’里。木头也可以很现代，很未来！这些造型，放在北京、上海，甚至国外，一定有人懂！”

秦建国一张张仔细看着那些图稿，沉默了很久。他能感受到年轻人心中的激情与突破的渴望，这是宝贵的。但这些完全脱离功能、追求纯粹形式感、甚至有些依赖工业加工手段才能实现的设计，与他所理解的、根植于材料本身和日用伦常的“手艺”，似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

“志学，”秦建国放下图稿，斟酌着词句，“这些想法，很新，很大胆。说明你眼界开阔，肯动脑子。不过……”他拿起其中一张完全几何化的椅子图，“这样的东西，它坐上去舒服吗？它和人的身体，和日常的生活，怎么相处？还有，要用这么多金属件，找谁做？怎么做？成本多少？咱们这小院，做得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