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部队来得太及时了。”傅水恒感叹道，“不然今晚鹰嘴崖可能就丢了。”

傅必元点头：“是啊，不仅是军事上的支援，更重要的是士气的提升。战士们看到援军，战斗意志更加坚定了。”

凌晨时分，我回到指挥所，却发现傅雷霆团长正在那里等着我。

“李参谋长，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他神色严肃，“我们抓到了一个日军通讯兵，截获了一份情报。”

我心里一紧：“什么情报？”

“日军明早的进攻将会有航空兵支援，而且可能使用毒气弹。”

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没有防毒面具的我们，面对毒气攻击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我立即让人叫醒了傅水恒和傅必元。

四人紧急商议后，决定立即调整防御部署：一是将防御重心转向防炮洞和反斜面阵地，减少日军空袭和炮击造成的伤亡；二是组织人手赶制简易防毒面具，用浸湿的布料和木炭制作过滤层；三是将有限的防毒面具集中配发给一线部队。

任务分派下去后，整个阵地又忙碌起来。新四团带来的工兵连夜加固工事，而我们团的女兵和文职人员则组织起来制作简易防毒面具。两个团的战士们并肩工作，互相协助，展现出惊人的团结和效率。

傅必元政委亲自到各阵地巡视，鼓舞士气：“同志们，兄弟部队来了，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日军有毒气，我们有智慧和勇气！只要团结一心，一定能完成任务！”

天色微亮时，我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合眼，但丝毫不敢懈怠。站在指挥所前，我看着东方渐渐泛白的天空，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兄弟部队及时支援的感激，也有对即将到来的恶战的担忧。

傅雷霆走到我身边，递过一个水壶：“喝一口吧，地瓜烧，暖暖身子。”

我接过喝了一口，火辣辣的酒液顺着喉咙滑下，驱散了些许寒意。

“听说你们团有个神枪手连，前天狙杀了日军一个大佐？”傅雷霆问道。

我点点头：“神枪手连是傅水恒团长一手组建的，确实战功赫赫。不过这几天损失也不小，现在能作战的狙击手不到二十人了。”

“我们团也有几个好苗子，回头可以交流交流经验。”傅雷霆望着逐渐亮起的天空，眼神锐利，“天快亮了，鬼子该来了。”

果然，太阳刚刚升起，日军的炮击就开始了。比以往更加密集的炮弹如同雨点般落在我们的阵地上，其中夹杂着特种弹药爆炸的闷响——毒气弹来了！

“毒气袭击！全体佩戴防毒面具！”各阵地上响起了指挥员的呼喊。

尽管我们已有所准备，但仍有一部分战士因防护不足而中毒。阵地上弥漫着淡黄色的烟雾，咳嗽声和呕吐声不绝于耳。

炮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渐渐停歇。透过望远镜，我看到日军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我们的阵地发起了冲锋。

“全体进入阵地！”命令迅速传达到各部队。

我拿起手枪，准备前往一线阵地，傅雷霆却拦住了我：“参谋长，你留在指挥所协调全局，一线有我们！”

看着他坚定的眼神，我点了点头。作为参谋长，我确实应该待在能纵览全局的位置。

战斗从清晨持续到中午，日军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但都被我们击退了。兄弟部队的支援起到了关键作用——新四团带来的步兵炮摧毁了日军两辆坦克，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而两个团的狙击手协同作战，专门狙杀日军军官和机枪手，打乱了敌人的进攻节奏。

中午时分，日军攻势稍缓，我们趁机清点伤亡和弹药情况。结果令人担忧：两个团伤亡已达五百余人，弹药消耗超过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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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个打法，撑不到明天拂晓。”傅水恒忧心忡忡地说。

傅必元沉思片刻：“必须改变战术，不能一味死守。”

我赞同政委的意见：“我们可以组织小股部队夜间袭扰，疲敌扰敌，同时请求师部加快作战进程。”

傅雷霆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今晚我带一支精锐小队，端掉日军的炮兵阵地。”

这个提议让我们都愣住了。日军炮兵阵地必然防守严密，这几乎是自杀式任务。

“太危险了。”傅水恒摇头，“你是新四团的团长，不能轻易涉险。”

傅雷霆笑了：“正因为我是团长，才最了解我们团的特务连。他们最擅长这种敌后作战。”

经过激烈讨论，我们最终同意了傅雷霆的计划，但要求必须有我们团的侦察兵配合行动。任务定于当晚午夜执行。

下午的战斗更加惨烈。日军似乎意识到时间紧迫，不顾伤亡地连续发动进攻。老鸦岭阵地一度失守，傅雷霆亲自率领预备队反击，才夺回阵地。战斗中，他手臂旧伤迸裂，鲜血浸透了绷带，却依然坚持在一线指挥。

黄昏时分，日军终于停止了进攻。阵地上暂时恢复了宁静，只有伤员压抑的呻吟声和工兵修复工事的声响此起彼伏。

我巡视阵地时，看到一幕令人动容的景象：我们团的一个小战士，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正小心翼翼地给一个新四团的重伤员喂水；不远处，新四团的卫生员正在为我们团的伤员包扎伤口，丝毫不顾自己手臂上的擦伤。

“参谋长，”一个小战士看到我，急忙站起来敬礼，“王班长他...他牺牲了。”声音哽咽。

我认得这个战士，他是三营王班长的兵。王班长是团里有名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