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他直到断气……手指都还死死抠着树皮……指甲都翻过来了……”另一个侦察兵补充道，声音带着哭腔，“我们在树根底下……抠出来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去年咱们团部转移时，暂时存放在他家的……一本《论持久战》……还有……几颗生了锈的子弹……他用命……保住了这些东西……”

“粮食呢？”傅水恒团长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没了……全没了……”老耿摇着头，泪水再次涌出，“地窖被刨开了，里面一粒粮食都没剩下……村外坡地上那几十亩好不容易保下来的谷子……还没完全成熟……就被鬼子连同秸秆一起……放火烧了……灰烬都有半尺厚……我们扒开灰……里面的谷粒……都成了黑炭……”

王家庄的惨状，仅仅是冈村宁次“三光政策”下，无数个罹难村庄的缩影。随后的几天，更加详尽、也更加令人发指的情报，如同雪片般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团部。每一份报告，都浸透着鲜血和泪水，都在无声地控诉着侵略者那毫无人性的残暴。

不仅仅是王家庄。

在东面的李村，日军以“藏匿八路”为名，将全村男女老少驱赶到村外的河滩上。架起机枪，进行了长达一个时辰的疯狂扫射。河水被染红，尸体堵塞了河道。事后，敌人又纵火焚毁了整个村庄，连牲畜和农具都未曾放过。据侥幸躲在附近山洞里逃过一劫的村民后来哭诉，那枪声和哭喊声，整整响了一夜，连天上的月亮都变成了血色。

在西山坳，几个以采药为生的散户，因为不肯说出八路军伤员的藏匿地点，被日军剥光衣服，绑在树上活活冻死。他们的尸体被野兽啃食，最终只剩下森森白骨。

在北沟镇，敌人抢走了镇上粮行所有的存粮，还强征了数百名民夫为他们运送抢来的物资。那些民夫，稍有怠慢或体力不支，便遭到毒打甚至当场刺杀。尸体就被随意丢弃在路边的沟渠里。

“烧光、杀光、抢光”——这冰冷的六个字，被日军用最极端、最残忍的方式，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他们不再是军人，而是一群披着人皮的、彻底丧失了理智与良知的野兽。他们的目标明确而恶毒：不仅要消灭八路军的有生力量，更要彻底摧毁抗日军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意志，将整个太行山，变成一片没有人烟、没有生机、只有死亡和绝望的焦土！

饥饿，如同最阴险的瘟疫，随着日军的铁蹄和火焰，迅速在根据地蔓延开来。

团部的粮食供应，早已到了极限。每天的伙食，从原来的小米干饭，变成了掺着大量野菜和麸皮的稀粥。后来，连这稀粥也难以为继。炊事班想尽了办法，将榆树皮剥下来磨成粉，将玉米芯捣碎了掺进去，甚至去山里采集各种能入口的、叫不出名字的野草根。

我亲眼看到，司令部的几个小通讯员，端着那照得见人影的、泛着古怪颜色的糊糊，默默地蹲在墙角，小口小口地吞咽着。他们的脸上，已经看不到这个年纪该有的红润，只有菜色和营养不良的浮肿。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抱怨，只是默默地吃着，仿佛在完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老百姓的处境，更加艰难。

有一次，我带人去附近村庄检查地道挖掘进度。走进一户人家，土炕上躺着一位气息奄奄的老大娘。她的儿子是村里的民兵，在上次反扫荡中牺牲了。家里只剩下她和一个小孙女。小女孩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瘦得只剩下一双大眼睛，怯生生地躲在门后看着我们。炕头上，放着半碗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混合而成的食物。

村里的干部红着眼睛告诉我，这已经是她们家最后的口粮了。老大娘把大部分能吃的都留给了孙女，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怎么进食，全靠喝凉水撑着。小女孩看到我们看她碗里的东西，下意识地把碗往怀里藏了藏，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对食物的渴望，以及对陌生人的恐惧。

那一刻，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刺痛。我们这些扛枪的人，没能保护好她们，让她们承受这样的苦难！一种深重的无力感和愧疚感，几乎要将我淹没。

回到团部，我看到傅必元政委正伏在桌上，就着一盏小油灯，仔细地查看一份份各村报上来的缺粮情况和人口损失统计。他的眉头紧紧锁着，握着笔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那份统计表上，每一个冰冷的数字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像王老栓那样宁死不屈的忠魂，一个像那位老大娘那样奄奄一息的生命，或者一个像那个小女孩那样茫然无助的眼神。

傅水恒团长则站在地图前，一动不动。他的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异常凝重。地图上，代表敌情的蓝色标记依旧刺眼，而此刻，一种无形的、名为“饥荒”的黑色阴影，正以一种更令人窒息的方式，覆盖在那片红色的区域之上。

“粮食……粮食啊……”团长没有回头，声音低沉得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叩问这残酷的世道，“没有粮食，部队饿着肚子怎么打仗？老百姓饿着肚子，怎么支持我们？这根据地……难道真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