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初步方案。”陈世根小心地将那沓“伪钞”放回箱子，仿佛那不是纸，而是即将射向敌人心脏的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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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精心策划的经济战，悄然拉开了序幕。

首先启动的是“采购”行动。一批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的“采购员”，携带着首批“系统出品”的伪钞，通过武工队建立的秘密通道，或利用原有的商路关系，分批潜入敌占区的城镇集市。

这些“采购员”身份各异，有的是打扮土气但出手阔绰的“乡下土财主”，有的是往来城乡的“行商”，有的是在敌占区有正当职业掩护的地下党员。他们的目标明确：大量收购一切可以购买的物资。

在保定城西的骡马市，一个戴着瓜皮帽、穿着绸衫的“王掌柜”，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开始大批量收购粮食和食用油。他给出的价格比市面行情略高一点，而且只要货好，现款结算，从不拖欠。很快，他就成了几个大粮商争相拉拢的“大主顾”。一车车的粮食、油料，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断地运出城外，转运至根据地。

在天津的洋货市场，一位举止洋派的“李经理”，拿着大把的“联银券”，四处搜罗西药、医疗器械、橡胶制品、五金零件，甚至是一些废弃的电台零件和蓄电池。他的胃口极大，几乎来者不拒，而且付钱爽快。一些原本滞销的货物，很快被清空。

在邯郸的布匹批发市场，一位沉默寡言的“赵老板”，专注于收购棉布、纱布和棉花。他几乎不问花色，只求数量，大卷的布匹被他雇人打包，通过关系运上火车，名义上是销往南方，实际目的地却是太行山深处。

这些“采购员”行动谨慎，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在这个市场，明天可能就出现在百里之外的另一个城镇。他们利用敌占区商业网络相对发达、人员流动频繁的特点，将海量的伪钞，如同涓涓细流，悄无声息地注入到敌占区的经济毛细血管中，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实实在在的物资。

陈世根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各方的情况汇总。看着清单上不断增加的粮食吨数、布匹尺数、药品箱数，他的心情既振奋又凝重。振奋的是，计划初见成效，根据地的物资压力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甚至有能力储备一些过冬的物资。凝重的是，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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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采购”行动的持续进行，海量“高仿”伪钞开始在市面流通，其影响逐渐显现。

最先察觉到不对劲的是敌占区的一些中小商人和普通市民。他们发现，市面上流通的“钱”好像一下子变多了。以前紧俏的货物，现在似乎很容易就能买到，但价格却在不知不觉中慢慢上涨。一开始是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后来连火柴、肥皂、香烟等日常用品也开始涨价。

“怪事，这钱咋越来越不禁花了呢？”茶馆里，人们开始窃窃私语。

“听说来了好多北边的客商，拿着大把的票子扫货呢！”

“是啊，粮价都涨了两成了！再这么下去，这日子可咋过？”

恐慌情绪开始像瘟疫一样蔓延。人们担心手里的钱贬值，纷纷抢购实物，尤其是硬通货如银元、黄金，或者能够保值的商品。这种抢购行为反过来又进一步推高了物价，形成了恶性循环。

伪政权的经济部门和特务机关也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市场物价的异常波动，大量来历不明却又验不出真伪的钞票涌入，引起了他们的警觉。他们开始进行调查，试图找到源头。

然而，这场经济战的策划者们早已预料到这一点。投放渠道的分散化、采购行为的“商业化”伪装，以及利用敌占区本身存在的官僚腐败、信息不畅等弊病，使得敌人的调查步履维艰。偶尔有几个底层的“采购员”不慎暴露，也往往是单线联系，无法顺藤摸瓜找到上线。敌人就像面对着一团迷雾，感觉到处处是漏洞，却又无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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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麻烦，开始冲击敌人的金融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