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详细阐述了他的构想：不以固守某一点为目的，而是以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前沿和侧翼广泛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冷枪冷炮运动，层层削弱、疲惫、迷惑日军，将其骄兵之气诱至更盛。同时，主力部队并不远离，而是利用对地形的熟悉，隐蔽机动，集中于选定的预设战场——一段利于我军隐蔽接近和发起突击，而不利于日军重装备展开的狭窄沟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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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示弱诱敌’与‘雷霆一击’的结合。”傅水恒用手指在沙盘上划出一条迂回路线，“我们要让鬼子觉得我们不堪一击，正在溃逃，把他们引进这个‘口袋’。然后，集中所有能够机动的兵力，包括团属炮兵连（当时仅有的几门迫击炮和步兵炮）和刚刚加强过来的区小队、县大队，在最短时间内，形成局部战场上的绝对优势，打掉它的指挥中枢，砸烂它的炮兵阵地！”

这个方案大胆，甚至冒险。一旦诱敌部队被快速击穿，或者主力机动被敌发现，都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会场上一时寂静。

陈世根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作为参谋长，他首先考虑的是风险与可行性。他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敌人的反应，我军的应变，地形的利用，时间的拿捏……最终，他抬起了头，看向团长和政委：“我认为，傅水恒同志的方案，虽然有风险，但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关键在于细节的把握和各级指挥员的坚决执行。日寇之中将亲临，其前锋必然骄横，这为我们诱敌提供了条件。我军士气高昂，求战心切，且对地形了如指掌。如果策划周密，动作迅猛，有可能达成战术突然性。”

他的支持，加上傅水恒此前一系列战斗建立的威信，使得这个冒险的计划最终被采纳。陈世根随后与傅水恒以及各营连干部一起，熬了几个通宵，将方案细化到每一个连队的行动路线，每一个埋伏点的火力配置，甚至预设了多种意外情况的处置预案。

战斗的过程，惊险万分，却又奇迹般地沿着预设的轨道发展。

日军先头部队在我军小股部队的“骚扰”和“阻滞”下，果然产生了轻敌冒进的情绪，认为我军主力怯战，急于寻找决战。他们一头扎进了黑虎沟预设伏击区。就在敌军队形拉长，炮兵阵地刚刚设立，指挥系统相对混乱的瞬间，独立团主力如同神兵天降，从数个隐蔽出击地同时发起猛烈攻击。

傅水恒亲率一支精锐突击队，利用手榴弹、炸药包和精准的射击，直扑日军指挥所所在地。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战术动作刁钻狠辣，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混战中，那名不可一世的日军中将师团长，在试图组织抵抗时，被一枚不知从哪里飞来的迫击炮弹（后来证实是区小队一名老炮手在极限距离上的发射）击中，当场毙命。

消息传开，日军指挥系统瞬间瘫痪，各部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我主力部队趁势猛攻，地方武装和民兵也在外围四处出击，袭扰牵制，使得日军增援部队迟迟无法有效接应。最终，此战以日军遭受重创，遗尸遍野，狼狈后撤告终。

……

回忆至此，陈世根心潮澎湃。他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下标题：《关于独立团黑虎沟战役战术总结及傅水恒同志部分军事思想的初步汇报》。

他决定，汇报材料不能仅仅罗列战果，必须深入剖析战术思想的内核。他总结了几点：

第一，“主动性游击战”思想。傅水恒强调，游击战不应是被动的“跑”和“躲”，而应是主动创造和捕捉战机的过程。要通过积极的战术欺骗、战场营造，引导敌人犯错误，迫使其在不利的时间、地点，以不利的态势与我交战。

第二，“节点打击”论。在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不应追求歼灭敌有生力量，而应精选关乎全局的关键节点（如指挥系统、后勤枢纽、炮兵阵地）实施决定性打击，以求一击瘫痪敌整体作战能力。黑虎沟之战，打死敌酋即是典型例证。

第三，“人民战争战术化”。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战术动作。广泛动员和组织地方武装、民兵和普通群众，不仅仅是担任后勤、情报任务，而是直接、深度地参与到主战场的作战行动中，如诱敌、阻滞、袭扰、战场遮断等，使其成为整个作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四，“战力聚合与分散的灵活转换”。主力部队不再固定集结或分散，而是根据战场需要，在“化整为零”的游击状态与“聚零为整”的突击力量之间进行快速、灵活的转换。这要求部队具有高度的机动性、纪律性和各级指挥员的独立作战能力。

陈世根知道，这些思想有些是对传统游击战经验的提升，有些则带有明显的“傅水恒色彩”，显得新颖甚至有些激进。他在撰写时，尽量用朴实、准确的语言，结合黑虎沟以及其他几次较小规模战斗的实际战例进行阐述，避免空泛的理论，着重于其在实际应用中产生的效果。

初稿完成后，他先请傅必元过目。政委仔细阅读后，提了几处修改意见，主要是加强了对党的领导、群众基础和战士们英勇奋战精神的描述，使汇报材料更加全面、平衡。

“老陈，写得好啊！”傅必元拍着稿纸，难掩兴奋，“既有实践深度，又有理论高度。特别是你把傅水恒那些‘点子和我们部队的实际，和群众的支持结合得非常好，说明了这些战术思想之所以能成功，根源在于我们的人民军队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