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内，我们有遍布各地的地下交通站，有真心拥护我们的群众作为耳目。而在这里，我们成了“聋子”和“瞎子”。侦察派出去，往往因为不熟悉地形、气候，或者遭遇土匪骚扰，而无法获取有效信息。国民党军到了哪里？当地的土匪武装有多少人，盘踞在何处？哪些地方有我们可以争取的力量？老百姓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这一切，都像是笼罩在浓雾之中，难以看清。每一步行动，都充满了未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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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无必要休整补充。

连续的长途行军，加上极端的恶劣天气和营养不良，部队的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战士们面容憔悴，眼窝深陷，脚步虚浮。病号越来越多，不仅仅是冻伤，感冒、肺炎、肠胃病也在肆虐。本应进行休整，恢复体力，但严峻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停下脚步。国民党军正沿着北宁线疯狂向沈阳、长春推进，我们必须抢时间，在他们完全控制大城市和交通线之前，深入到两厢的广大农村地区。停下来，就可能意味着被包围，被消灭。我们只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在冰天雪地里继续挣扎前行。

七无后方医院安置。

重伤员和重病号，成了队伍最沉重的负担。无法就地安置（群众不敢收留，也没有医疗条件），带着行军又极度困难，严重拖慢队伍速度，而且缺医少药，很多伤员在路上就牺牲了。每次看着那些因为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永远闭上眼睛的年轻战士，我的心就像被这寒冰反复穿刺般疼痛。

这一日，部队在一个名叫“靠山屯”的小村子外驻扎下来。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静悄悄的，如同这雪原一样沉默。我们照例没有进村打扰，只在村外背风的林子里搭建临时营地。派去的宣传队和筹粮队，带回来的消息依旧令人沮丧：村民很害怕，不肯多说话，粮食也买不到多少，只有几户穷苦人家偷偷卖给我们一点冻萝卜和糠麸。

夜幕降临，气温骤降。寒风卷着雪粒，在树林间呼啸穿梭，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音。战士们围坐在勉强点燃的、冒着浓烟的篝火旁，蜷缩着身体，尽可能地靠近那微弱的暖源。火光映照着一张张青紫、疲惫而年轻的脸庞，他们的眼神里，有坚韧，有茫然，也有难以掩饰的对温暖和食物的渴望。

我和傅水恒师长、傅必元政委，站在营地边缘一个稍高的土坡上，望着山下那片死寂的村庄，又回头看看自家营地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官兵，三人的心情都沉重到了极点。

傅必元政委搓着几乎冻僵的手，哈出的白气迅速消散在寒风中，他的声音带着嘶哑：“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这‘七无’的局面，就像七座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再这样下去，不用敌人来打，光是这严寒和饥饿，就能把我们这支队伍拖垮在东北的雪原上！”

傅水恒师长紧锁着眉头，目光扫过营地，看着那些在寒风中摇曳的篝火和蜷缩的身影，拳头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冻伤减员太严重了！今天各团上报，又有十七个战士没挺过来，冻伤失去战斗力的超过八十人！照这个速度，我们到不了预定区域，队伍就得打光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痛心和焦灼。

我点了点头，补充着最现实的问题：“粮食最多还能支撑五天，而且是按最低定量。药品，特别是治疗冻伤的药，几乎已经用尽。战士们体力透支严重，很多人的脚已经冻烂了，走路都是一瘸一拐。而且，我们对周围敌情、社情几乎一无所知，像个没头苍蝇。政委，师长，必须立刻想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三人陷入了沉默。只有寒风在耳边呼啸，像是在嘲笑着我们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