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襄阳乃至整个荆北，如同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军队的操练号令声终日不绝，工匠坊的炉火日夜不息，打造着兵器甲胄和守城器械。各级官吏在王粲的督促下，高效地处理着政务，恢复生产，整顿秩序。

陈暮更是忙碌，每日不仅要处理繁重的军政事务，还要亲自巡视军营、城防、工坊，甚至深入乡里，了解民情，安抚地方大族。他利用刺史的身份和假节的权力，对荆北进行了一次力度更大的整合，将权力更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也清除了一些潜在的、与刘备或孙权暗通款曲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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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影愈发清瘦，但眼神中的沉毅和决断，却与日俱增。那方黑色的砥石，在袖中陪伴着他，见证着他如何在这内外交困、强敌环伺的复杂局面下，如同一把被反复锻打的利刃，愈发坚韧和锋利。

与此同时，荆南的局势也并未如表面那般平静。

刘备在取得武陵后，并未急于向长沙、桂阳、零陵用兵。他采纳诸葛亮的建议，以武陵为基地，一边安抚地方豪强，招揽流民，恢复生产，积攒粮草；一边广布仁德，收揽民心。同时，派出能言善辩之士，携带他的亲笔信，前往三郡陈说利害，试图以和平方式迫使其归附。

效果是显着的。刘备“仁德”之名在荆南广为传播，加之他手持朝廷（虽为曹操掌控）左将军、豫州牧的印信，占据大义名分，使得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内部出现了分化。部分官员和豪强认为刘备乃汉室宗亲，仁名远播，是值得投效的明主；而另一部分则持观望态度，或心向曹操（朝廷），或担忧刘备势大后自身利益受损，态度暧昧。

尤其是长沙太守韩玄，性情急躁，多疑善妒，对刘备的招揽既畏惧又不满。其麾下老将黄忠，虽勇冠三军，却因性格刚直不为韩玄所喜。桂阳太守赵范，则是个墙头草，暗中与襄阳的陈暮亦有书信往来，试图左右逢源。零陵太守刘度，相对平庸，其子刘贤倒有些见识，力劝其父早做决断。

荆南的水，被刘备这只巨鲶搅动，看似平静的湖面下，已是暗流激荡。各方势力都在观望，等待着北面襄阳方向的最终态势，等待着曹操或者周瑜下一步的动作。

山雨，欲来风满楼。建安十一年的春天，就在这紧张而微妙的对峙与酝酿中，悄然流逝了一半。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天际线外缓缓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