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耕战合一地轮番征调,可最大限度与壮丁征集地民众轮训,以最大限度可能不让征兵之事误了农时,才能保证国力根本。在政治上,蜀汉以大汉正统自居,兵制沿袭两汉自然也是一种正名之法,可谓一举两得。
但即使蜀汉征兵制度几乎已到“扫地为兵”的地步,仍无法弥补人口上与魏国的巨大差距,故而征召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夷兵”也成为其主要政策。
实际上早在汉末刘焉、刘璋父子执掌益州时期,就已使用大量夷兵投入作战,当年蜀郡豪强费氏作乱,刘焉就出动“青羌兵”迅速平叛;后逢董卓之乱,刘焉又以五千“叟兵”支援马腾讨伐董卓。
青羌、叟人都是当时西南少数民族部族,刘焉还曾将三百“叟兵”作为礼物献给曹操。
到蜀汉政权建立后,所征召的夷兵主要由賨人和青羌人构成,前者居住于巴郡、汉中地区,其民“天性劲勇”;后者是古羌人中的一支,主要居住于南中地区。
与户籍兵不同的是,夷兵主要以部落为单位,通常以一个精壮的部落组成一军,性质属于职业兵或世袭兵。
如越嶲郡邛都县(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而原部落中的大小首领,则成为军队里的将校,有学者推断,蜀汉名将王平很可能就是賨人。其早年随巴西郡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依附曹操,后于汉中之战时投降刘备,诸葛亮时期,王平成为以青羌人为主的部队“无当飞军”统帅。
蜀汉的“特种部队”
汉末三国时期战争频繁,兵源成为各大势力提升军事力量的关键,征召少数民族部落为兵的情况并不罕见。东吴多次大规模驱赶山越民出山,目的也是为了扩充兵源。
对于“小而寡民”的蜀汉而言,利用南中地区夷族部众作为兵源是一条捷径。蜀汉征发少数民族部落,通常以“家”为单位,将他们迁徙到蜀、汉中容易控制的地区。此外,为了弥补兵力上的差距,诸葛亮在广泛征召士兵的同时,还针对不同作战情况,训练出相应的“特种部队”。
第一支是“白毦兵”,其名见于兴年(226)诸葛亮写给李严的书信,提到永安都督陈到帐下所督军队为“先帝帐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可知其在刘备生前,白毦兵就担任他的护卫工作。
诸葛亮信中又说“嫌其少也”,说明白毦兵人数不多。关于其来源,比较合理的说法有两种:
其一认为是马超带来的羌人部队,因羌人广泛佩戴毦,而马超带来的部队人数有不会太多,较为符合记载;
其二是蜀汉建政后征召的西南少数民族部队,这也是蜀汉主要兵源之一,而白毦兵可能是其中非常精锐的一支,人数不多,却能担任护卫帝王的重任,其骁勇程度不难想象。
第二支是“中虎步兵”,记载见于《三国志·姜维传》。
北伐时期,诸葛亮给张裔、蒋琬写信,叮嘱他们等姜维抵达成都后,“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其构成兵员应该是用户籍兵里挑选精壮者进行训练而成的精锐步兵,部队的官长称为虎步监。
人数虽不多,但北伐期间这支步战劲旅,一度在渭水之战将司马懿打得丢盔卸甲。
第三支是“无当飞军”,其名源自《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馀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从“青羌万馀家”作为“飞军”骨干和从蛮人到战士的转变推测,作为生活在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不少人必然具备翻山越岭、攀树援壁的技能,而蜀汉北伐时军粮运输的一条,都会涉及翻山越岭的山地行军过程,能够发挥其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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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记载王平“统五部,位显成”,这支由青羌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在街亭之战后,专门负责殿后,20世纪末,在今甘肃舟曲县立节镇牛年村出土过一方“无当司马”印,此地属于当年蜀相诸葛亮最激烈的陇山区域,这枚“无当司马”官印就是当年在前线作战的无当飞军百长所佩之物。
第四支是“元戎弩士”,也称“连弩士”。确切地说,这支队伍的主力不在于构成兵员,而在武器。据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记载,诸葛亮对蜀汉军备进行过改造,“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据推测这种弩是一种十矢俱发,在当时能一次发射10支利箭的强弩。
1964年,在成都曾出土过一件蜀汉铭文青铜弩机,形制与一般汉弩机相似,但由山形器(铜质,弩刀是机)勾心组成,有不少人认为这就是“元戎弩士”所用的连弩神器。
不过从结构来看,出土文物还不具备能短距离连射、不卡壳、射速快、并有制动功能的特点,因此不是连弩。
不过可以认定的是,诸葛亮对弩进行改造,加强了军备,主要是针对曹魏的骑兵。
早在曹操时代,其麾下的虎豹骑就是一支突击劲旅,蜀汉军队想要在与骑兵的对抗中克敌制胜,必须在装备上拿出应对之策。
与曹魏相比,蜀汉骑兵数量、质量也不如曹魏,若北伐必须要经过地势险,而又狭窄的山谷地带时,蜀汉骑兵在此种地形上面对曹魏强大的骑兵,明显处于弱势,因此诸葛亮必须扬长避短,拿出一整套对付曹魏的骑兵。
早在曹魏时代,就是定军山一带出土的扎马钉,都是有效针对骑兵进攻的防御战术装备。
蜀汉弓弩兵的确在北伐战争中立下大功,建兴九年(231),魏国名将张合追击蜀汉军队至木门道时,诸葛亮令部队弓弩齐发,身经百战的张合最终殒命于此。
从建兴元年开始府军到建兴五年《出师表》,诸葛亮用五年时间,从内政、外交、军事、人事多方面进行革新,使遭受灭顶之灾、朝不保夕的蜀汉政权得以迅速恢复元气。经过几年休养生息,至建兴五年(227),益州“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蜀汉的北伐大业箭已在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