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纹粗糙，边角还留着锯齿的痕迹。

没人知道是谁放的，但工人们经过时，眼神都有了些微的变化——有人多看了两眼，有人指尖在盒沿轻轻蹭过，像在确认它是否真实。

第一张塞进去的纸条，皱巴巴的，字也写得歪歪扭扭：“工棚后面的柴油发电机太吵了，我家里的老人整宿睡不好。”纸条边缘沾着一点油污，像是从口袋里摸出来时蹭上的。

那晚，发电机依旧轰鸣如常，震得床板微微发颤。

第三天夜里，又有两张纸条投进箱子。

第四天上午，王胖子才不情愿地带着电工过来查看，眉头拧成疙瘩：“谁写的？影响施工进度谁负责？”但他终究没撕掉纸条。

三天后，一台旧棉被裹着的发电机被挪到了百米外的洼地，噪音终于低了些，夜里，工棚的窗玻璃不再嗡嗡作响。

李默卷起铺盖的时候，天还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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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布卷在手中粗糙而沉重，带着昨夜残留的体温。

他听到远处两个早起的工人一边抽烟一边小声议论。

火光在黑暗中明灭，烟味混着晨露的清冷钻进鼻腔。

一个说：“这异议箱的法子真管用，谁教的？”

另一个深深吸了口烟，吐出的烟雾在微光中缓缓散开，像一句未尽的话：“教啥教？咱自己想的。”

与此同时，京城的一间咖啡馆里，苏晓芸将一份录音笔的文字稿推到了出版社编辑面前。

木质桌面上，咖啡杯留下一圈淡淡的渍痕。

“这录音是三个月前我在菜市场蹲点录的。那位老菜贩讲完最后一句话时，对我说：‘姑娘，你说你要听人话，那你得先学会蹲下来。’”她声音很轻，却像石子投入深水。

编辑面露难色：“苏老师，您是‘倾听运动’的奠基人，我们需要您的名头来为这本书背书。”

苏晓芸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编辑只好拿起那份稿子。

稿子记录的是一位菜市场老菜贩教一个新来的年轻摊主如何做生意。

“……你记着，你要听人没说的。那个天天来买两根葱的大妈，她不是真的就要那点葱，她是儿子女儿都在外地，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想找个人搭话。那个每周都来称半斤肉的大爷，你别看他每次都挑最瘦的，他不是自己要吃，是老伴病了，医生说要补充营养，他自己舍不得，就想给老伴尝尝味儿……”

书最终还是出版了，序言部分就是这段朴素的对话。

几个月后，某市的城管局悄悄加印了一百本，没有公开发放，而是私下发给了直属的执法大队队员。

一周后，一名年轻的城管队员在巡查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摊前时，没有立刻驱赶，而是在她面前蹲了下来，膝盖压着裤管，轻声问：“阿婆，我看您今天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扰了什么。

老太太先是一愣，随即眼圈一红，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滴在堆满青菜的秤盘上，发出轻微的“嗒”声。

“我老伴走了三个月了……这三个月，没有一个人问过我一句。”

苏晓芸从朋友那里听到这个故事后，在日记本上写道：“当官话学会了听人话，改变，就藏在那一句看似多余的问话里。”

而在另一片土地上，林诗雨正面临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她投资的那个小小的废品回收站，被一家实力雄厚的国企盯上了。

对方派来的代表西装革履，满口都是“整合共益模式”、“打造区域循环经济样板”这类宏大而空洞的词汇，条件优渥，但言语间透着不容置喙的傲慢。

林诗雨表面上笑脸相迎，应允谈判，背地里却悄悄发动了回收站里那些以拾荒为生的村妇们。

她没有教她们如何对抗资本，而是帮她们成立了一个“自主决策会”，并设计了一套严密的“反收购预案”。

谈判前一周，林诗雨连续三个晚上教她们读协议条款。

有人不识字，她就一句句念，用方言解释。

“签字不是画押，是你们自己做主的权利。”她的声音在昏黄的灯泡下显得格外坚定。

谈判那天，国企代表意气风发地展示着PPT，激光笔的红点在幕布上跳动。

轮到村妇代表发言时，一个年近五十的大姐只是平静地站起来，对着话筒说了一句：“我们不是你们报表上的资产，我们是靠这个过日子的人。”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砸进会议室的寂静里。

一句话，让所有精心准备的商业术语都显得苍白无力。

国企的提案最终被撤回。

林诗雨离开前，将一本打印的《非典型产权界定手册》留在了会议室。

扉页上，她用钢笔写着：“有些东西，越是分不清你我，才越是真正属于大家。”

几乎在同一时间，周敏回到了自己的母校。

她应邀来指导青年教师如何开展一个名为“家庭困境匿名通道”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