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的墙角，都贴着一句相似的话：“我们的规则自己定，谁反对，明天就能改。”

这样的故事，在不同的角落悄然上演。

不是所有的火光都会上报，也不是所有的声音都会被收录。

但在某个雨夜，在某盏重亮的灯下，在某张无人翻阅的纸上——有人正用最笨的方式，记下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东西。

比如，退休教师周敏的孙子，班上的“匿名倾诉角”被班主任改成了“心理成长积分赛”。

学生每交一封倾诉信，加一分，月底评选“最勇敢的倾诉者”。

周敏没去找老师理论，只是让孙子带去一本空白的册子，封面上写着《没人写的那一页》。

班长好奇地翻开，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但每一页的右下角，都印着一行极小的小字：“我知道你在，所以我敢不说。”

第二天，积分赛无人问津，孩子们自发改成了“静音周”，每天留出十分钟，谁想说就说，不想说，就大家一起安安静静地坐着。

教室里只剩下钟表的滴答声，和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广播人陈志远听闻某省将“社会记忆工程”纳入了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考核，要求每个社区每月必须上传不少于五十条“原始对话音频”，作为“情绪安全达标”的依据。

他没有公开抗议，而是给县广播站写了一封信，建议将晚间的儿童睡前故事节目，升级为“家庭回声计划”，鼓励父母录下自己孩子最真实、最不加修饰的提问，在夜间匿名播放。

小主，

第一周播出，收听率暴跌。

全是孩子稚嫩又尖锐的声音：“爸爸，你为什么每天都喝那么多酒？”“妈妈，你为什么昨天晚上又哭了？”“奶奶说我们是外地人，是不是过完年就要走？”

声音透过广播传出，像一根根细针扎进听众的耳膜。

第三周，一个父亲打来电话，声音哽咽：“我儿子听了节目，问我……他能不能也录一段，问问我为什么从来不抱他。”

两个月后，省里的考核组下来检查，发现某个社区提交的音频材料，全是孩子们的童言无忌。

负责人对着考核组的专家，苦笑着说：“我们一条也没剪，绝对原始，可这考核的分……怕是拿不到了。”

陈志远在他的日记本上写道：“当真实开始成为一种负担时，才恰恰说明，它真的回来了。”

就在他写完这行字时，手机震动了一下。

一条未署名的短信静静躺在收件箱里：

【他们开始怕真实了——那就快成了。】

发信号码是一串乱码。

李默对此一无所知。

闽西的供电抢修任务提前完成，他刚脱下湿透的工装，新的调令就下来了。

这次是紧急支援，赣南。

那边的灾后供水系统重建工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他背上工具包，跳上前往赣南的卡车。

车轮碾过泥泞，同行的当地师傅一脸愁容地叹了口气：

“这次可难办了，街道上现在到处都在推行那个‘倒扣箱’，说是干一天活，就得在箱子里倒扣一张自己的名字，让街坊邻居评功过……谁也不敢多说话了。”

李默眉毛一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工具包的拉链，金属拉头冰凉而坚硬。

他又想起了那些门框上的刻痕，那些孩子在石板上画的圆圈和波浪线。

原来，他们还是不肯听人说话，只愿意看表格、查证明、数名字。

他望向窗外渐暗的山影，轻声说：

“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