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手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距离下午三点还有将近六个小时。

六小时零十分后，我站在一栋灰色建筑前。

北辰实验室。一栋独栋的三层小楼，坐落在城西一座废弃的工业园区深处。楼前的空地上长满了荒草，一条水泥路从园区大门延伸过来，路面上布满了裂缝，缝隙里长出了细细的草芽。整栋楼只有三层的东侧亮着灯，暖黄色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在傍晚开始暗淡的天色中像一只沉默的眼睛。

我推开一楼的玻璃门，门轴发出一声干涩的声响。一楼大厅里空荡荡的，地面铺着白色瓷砖，落了一层灰。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块指示牌，上面的字迹已经褪色。我穿过大厅，找到楼梯口，踩着水泥台阶上到三楼。

走廊尽头，一扇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

我走到门前，抬手推开了门。

房间比我想象的更大一些。靠墙是一整面书架，上面整齐地排列着各种心理学专著和期刊。书架前放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面上铺着几份摊开的文件。桌角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的照片是一张合影——年轻时的顾北辰，和一个女人的合影。

那个女人，是我母亲。

顾北辰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衬衫，没有系领带，袖口挽到了小臂。他比十年前老了一些，鬓边有了几根白丝，但眼神依然是那种锐利而从容的光，像一把被磨得很好的刀。看到我进来，他没有站起来，只是把转椅微微转了一个角度，朝我对面的椅子扬了一下下巴。

“坐。”

我没有坐。我把外套的拉链拉开，从内袋里掏出那支新的录音笔，按下录音键，放在办公桌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