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临时工越来越难做，厂子倒闭、裁员，我有时候一个月赚不到十块钱。

在我焦虑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后知后觉发现风似乎都变了向。

县城集市上，那些推着小车卖包子、炸油条的，一天下来，听说比上班的正式工赚的还多！

我看得心头火热，觉得我也能干的了。

江卫东赚的工资，除了每个月交给婆婆的十块，我全都存起来，留着给俩孩子将来用，不能碰。

我咬牙用缝纫机给人改衣服攒下的钱，置办了些简陋的家当：

一个旧汽油桶改的大炉子，一口黢黑的大铁锅，几摞粗瓷碗，还有一块写着“付记早点”的硬纸板。

天不亮，我就得在后院冰冷的灶房里忙活。

发面、剁馅、烧旺炉火，然后江卫河会帮着我一起，推着推车上街。

第一锅热腾腾的包子出笼，白汽混着肉香吸引着赶早市的、上班的路人。

一枚枚带着体温的硬币、粮票递过来，换走一个个宣乎的包子，我跟江卫河都有种前所未有的安心、踏实。

就在我的小摊渐渐有了起色时，才发现婆婆那边的动静更叫人咋舌。

她不知用了什么神通，竟在县城北门里盘下了铺面。

那铺子开张那天，鞭炮震天响，穿着白围裙的店员进进出出，玻璃柜台里摆满了金黄油亮的槽子糕、扭着麻花劲儿的枇杷梗、沾着黑芝麻的桃酥。

那香气隔着半条街都能闻见！

婆婆的生意红火得不得了，听说还招了好几个手脚麻利的亲友当帮工。

看着婆婆店里那些穿着干净围裙、按月拿工钱的人，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

那天收摊后，我特意回家去了一趟前院儿。

在前院徘徊了很久，我才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主动跟婆婆搭话。

“妈，”我声音有点发干，“你这还缺人手不？看我行不行？我能吃苦，啥活儿都能干！”

说完这话，我垂下眼，不敢看她，心怦怦直跳，等着她拒绝。

我是真的想有个基本工资做保证，早餐摊赚的毕竟忽高忽低，我其实挺害怕折腾一顿，白白浪费了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