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说到，1945年的9月2号，随着日本的投降。持续了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历史上打得最凶、死人最多、破坏最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城市里的人们涌上街头狂欢，士兵们扔掉手里的枪，拥抱着哭泣。废墟之上，硝烟渐渐散去，和平的曙光似乎就在眼前。
但是，当狂欢的喜悦退去，一个巨大而棘手的问题摆在了胜利者——同盟国（主要是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的面前。这个问题比重建被炸毁的城市、安抚流离失所的难民要复杂得多，也沉重得多。那就是：该拿那些发动了这场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纳粹德国头目怎么办？
这可不是普通的罪犯。他们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杀了人，也不是为了钱抢了银行。他们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部高效的杀人机器，把侵略、屠杀和种族灭绝变成了国家政策的一群人。他们策划了对数百万犹太人的系统性大屠杀（也就是“最终解决方案”），他们在集中营里用毒气室、苦役和活体实验等骇人听闻的方式折磨和杀害了无数平民、战俘和政治犯。他们发动的战争，让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血流成河。
他们的罪恶，似乎已经超出了人类已有的法律所能衡量的范畴。怎么处置他们？
当时，摆在同盟国面前的选择并不多。
第一个选择，简单粗暴：直接枪毙。
这个方案的支持者可不是少数，连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一开始都倾向于这么干。他的逻辑很直接：这些人的罪恶已经“黑得发亮”，根本用不着走什么法律程序来证明他们有罪。直接把他们抓起来，验明正身，然后当场处决，干净利落。这就像是处理一群疯狗，不需要审判，只需要一颗子弹。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快意恩仇”。
第二个选择，艰难而前所未有：为他们举办一场审判。
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有些“天真”，甚至“迂腐”。为什么要给这些恶贯满盈的魔鬼请律师、让他们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资源，去走一套复杂的法律程序？更何况，当时根本没有一部现成的“国际法”可以用来审判一个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发动战争和屠杀本国平民。这意味着，如果要审判，就得先“创造”一部法律。
然而，美国人，特别是当时的战争部长史汀生和后来成为首席检察官的罗伯特·杰克逊，极力主张走第二条路。杰克逊后来说过一句名言，这句话点明了审判的核心意义：“我们给这些战败者一场审判，并不是因为我们同情他们，而是因为这是强权对理性所能表达的最高敬意。”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之所以要审判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人类的未来。纳粹之所以邪恶，就是因为他们信奉强权即真理，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如果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不经审判就处决他们，那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打赢了战争，不仅要在战场上证明我们的力量，更要在道义上、在文明的高度上，证明我们的制度和理念比他们优越。用法律，而不是用子弹来终结他们，这本身就是对纳粹主义的彻底否定。
最终，同盟国选择了这条更难走的路。他们决定，要在全世界面前，用一场公开、公正的审判，来清算纳粹的罪行。
于是，审判地点选在了纽伦堡。
这个选择充满了深刻的象征意义。纽伦堡，这座巴伐利亚的古城，曾经是纳粹的“精神首都”。希特勒最喜欢在这里举行每年一度的盛大党代会，成千上万的纳粹党员在这里狂热地高呼“嗨！希特勒！”。也正是在这里，纳粹颁布了臭名昭着的《纽伦堡法案》，从法律上剥夺了犹太人的一切公民权利，为之后的大屠杀铺平了道路。
在纳粹最辉煌的地方，来终结纳粹主义。没有比这更具戏剧性的了。
这场审判的目的，也远不止是把被告席上的二十几个纳粹头目送上绞刑架。它还有更深远的目标：
留下一份铁证如山的历史记录：通过法庭质证，把纳粹的所有罪行，用他们自己的文件、命令和证词，一条条、一桩桩地钉死在历史上，让后人再也无法抵赖和狡辩。
给德国人民上一堂历史课：很多德国人当时还沉浸在被欺骗的迷梦中，或者对纳粹的暴行一无所知。这场审判，就是要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他们，他们曾经追随的是一个怎样邪恶的政权，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为未来立下规矩：通过这场审判，确立一个全新的原则——个人要为自己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负责。哪怕你是国家元首，哪怕你是奉命行事，都不能成为你逃脱惩罚的借口。以此来警告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独裁者和战争狂人。
所以，纽伦堡审判，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清算，更是一次对未来的奠基。它在各种争议和不完美中，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现代国际刑事司法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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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就一步步走进这场世纪审判的台前幕后，看看它是如何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法庭上发生了怎样激烈的交锋，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纳粹高官们又是如何为自己辩护，并最终迎来了怎样的结局。
纽伦堡审判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它的法律大厦，是在战争的炮火声、外交官的激烈争吵和政治家们的妥协中，一点点搭建起来的。核心的图纸，就是一份叫做《伦敦宪章》的文件。这份文件不仅规定了怎么审、审什么，更重要的是，它在国际法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
早在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追究战犯责任的声音就已经出现了。
1942年1月，九个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流亡政府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宫聚会，发表了一个宣言，誓言旦旦地说：“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一定要惩罚那些在我们国家犯下罪行的德国人！” 这就像一群被恶霸欺负了的孩子，聚在一起发誓将来一定要讨回公道。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美、英、苏三个“大哥”的赞同。到了1943年10月，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共同签署了《莫斯科宣言》，把这个想法具体化了。宣言里说，那些在具体某个地方犯了罪的德国军官和纳粹党员，战后就要被送到那个地方，由当地的法律来审判。比如，一个在波兰杀害平民的党卫军军官，战后就要被押到波兰去受审。
但问题来了，那些最高级别的战犯呢？比如戈林、赫斯这些纳粹高层，他们的罪行遍布整个欧洲，没法说只在“某个特定地点”犯罪。对这些人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说，将由“盟国政府联合决定惩处”。
这个“联合决定”到底是什么，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945年6月，德国投降后，美、英、法、苏四国的代表团才齐聚伦敦，正式开始商量这件事。这场会议开得异常艰难，充满了争吵和博弈。
为什么难？因为这四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政治想法差太远了。
美国人脑子里想的是一场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充满戏剧性的法庭辩论。他们习惯的是“对抗制”，就是控方和辩方像两个拳击手一样，在法官这个裁判面前互相攻击，摆证据、盘问证人，谁能说服陪审团谁就赢。
苏联和法国人则习惯“纠问制”。在他们的法律体系里，法官更像一个侦探，主导整个调查过程，主动去讯问被告、寻找证据，目的是查明真相。
英国人则夹在中间，他们的法律体系虽然也偏向对抗制，但更讲究程序和传统。
苏联人还有一个心思，他们希望这次审判能成为一场政治宣传，向全世界展示纳粹的残暴和苏联的伟大牺牲，所以他们对程序的细节不太在乎，更关心审判的“政治效果”。
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吵翻了天。比如，到底要不要设一个正式的法庭？被告有没有权利请律师？哪些行为才算是犯罪？苏联人甚至一度觉得，搞这么复杂的审判没必要，直接军事法庭定了罪枪毙就行。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大家还觉得这事儿可能要黄了，审判可能开不成了。
但最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美国代表杰克逊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四方还是达成了妥协。1945年8月8日，他们共同签署了《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以及它的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就是我们说的《伦敦宪章》）。
这份宪章，就是纽伦堡审判的“根本大法”。它规定，要成立一个国际军事法庭，由四个国家各派一名法官和一名助理法官组成。法庭的审判规则，也成了一个“混血儿”：既有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元素（比如控辩双方可以交叉盘问证人），也吸收了大陆法系的纠问制传统（比如法官可以主动提问）。
可以说，光是把这个法庭搭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伦敦宪章》最核心、最具革命性的部分，是第六条。它定义了法庭有权审判的四种罪行。其中有三项，在当时都是全新的法律概念，是同盟国的法学家们绞尽脑汁，试图用法律的语言来概括纳粹政权所有邪恶行径的努力成果。
第一项：共同策划或密谋罪
这个罪名非常有“美国特色”。在美国国内法里，几个黑帮分子坐在一起商量怎么抢银行，即使他们还没动手，光是这个“商量”和“策划”本身，就已经构成了犯罪。
检察官们把这个概念搬到了纽伦堡。他们的目的是要证明，整个纳粹政权从崛起到发动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阴谋”。希特勒和他的那帮核心手下，就像一个黑帮团伙，从一开始就密谋要颠覆凡尔赛和约、迫害犹太人、侵略邻国、称霸世界。
这个罪名的厉害之处在于：
能把所有被告“捆绑”在一起。不管你是管经济的、管外交的还是管军队的，只要你参与了这个“共同计划”，你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一员，就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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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追究“坐办公室的杀人犯”。很多纳粹高官，比如经济部长冯克，他可能没亲手杀过一个人，但他制定的经济政策，目的就是为了给侵略战争提供资金和物资。通过“密谋罪”，就可以追究他这种“顶层设计者”的责任。
能把审判的时间线提前。它可以把1939年战争爆发前，纳粹在德国国内的种种暴行（比如迫害犹太人、建立集中营）也纳入审判范围，因为这些都是他们整个“犯罪阴谋”的一部分。
第二项：破坏和平罪
这在首席检察官杰克逊看来，是“所有罪行中最首要的罪行”。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发动侵略战争这个行为本身，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它“包含了所有累积起来的邪恶”。没有侵略战争，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大规模的战争罪和屠杀。
这个概念最早是苏联法学家阿隆·特莱宁提出来的，苏联政府也特别积极地推动。对杰克逊和美国来说，起诉“侵略战争”，也是为他们自己参战找到了最根本的道义理由。
但问题是，在当时，“发动战争”在法律上算犯罪吗？传统上，战争被看作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是政治的延续，虽然不道德，但似乎不是一个可以拿到法庭上审判的“罪行”。
检察官们的论据是，德国已经违反了一系列他们自己签署过的国际条约。比如，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盟约》就禁止侵略行为；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保证了德国西部边境的和平；最重要的是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也叫《非战公约》），包括德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都在上面签了字，明确承诺要“放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检察官认为，你既然签了字说不打仗，现在又发动了侵，那你就是违法了。
第三项：战争罪
这是四项罪名里最“传统”的一项。它的法律基础早就存在了，比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签订的《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这些公约详细规定了战争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也就是所谓的“战争法规”。
战争罪涵盖的内容很具体，比如：
虐待或杀害战俘。
杀害人质。
抢劫公共或私人财产。
无故摧毁城镇。
对占领区的平民施加暴行。
这些罪行在纽伦堡审判之前，就已经被公认为是犯罪，所以这一项的争议最小。
第四项：反人类罪
这是纽伦堡审判最具革命性的法律创新，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项。它的诞生，是为了解决一个非常棘手的法律难题：一个国家政府对自己国家的公民犯下的暴行，国际法庭能管吗？
传统的战争法，只管战争期间一国对另一国的人做了什么。比如，德军虐待了英国战俘，这算战争罪。但纳粹德国在1933年上台后，对成千上万的德国犹太公民进行迫害、关进集中营，这在当时算什么罪？按照传统国际法，这属于德国的“内政”，别的国家管不着。
“反人类罪”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它指的是“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谋杀、灭绝、奴役、放逐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或者“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理由的迫害”。这个罪名的提出，意味着人类的良知第一次超越了国家主权的边界。它宣告：有些行为太邪恶了，不管你是在对谁做，不管是不是在打仗，都构成了对全人类的犯罪。
然而，这个罪名的适用范围，在伦敦会议上引发了剧烈的争吵。美国和苏联都对此感到紧张。
美国人担心，如果这个罪名可以无限扩大，那未来会不会有人拿它来指控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
苏联人更担心，斯大林治下的大清洗和“古拉格”劳改营，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那苏联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所以，出于各自的“小算盘”，美苏两国坚持要给“反人类罪”加一个限制条件。最终写入《伦敦宪章》的条文是，法庭只审理那些“为执行或关涉本法庭管辖范围内之任何罪行而为之”的反人类行为。
这句话很绕口，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只有那些和发动侵略战争（破坏和平罪）或者战争罪有关联的反人道行为，我们才管。
这个限制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在最后的判决中，法庭裁定，对于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前，纳粹德国对本国公民（比如德国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法庭没有管辖权。因为检察官没能有力地证明，这些战前的迫害行为，和后来的侵略战争计划有“直接的关联”。这成了纽伦堡审判的一个重要局限。
纽伦堡审判在法理上最深刻的变革，就是确立了“个人刑事责任”原则。
在过去，国际法的传统观念是，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打个比方，如果A国侵略了B国，那么是A国这个“国家”要承担责任，比如赔款、割地。而下令开战的A国国王、总统或者将军，他们只是代表国家行事，个人是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他们可以躲在“国家行为”这块巨大的遮羞布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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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宪章》彻底把这块遮羞布给撕了下来。它明确宣告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人犯下的，也只有通过惩罚犯下这些罪行的个人，国际法的规定才能得到执行。”
为了落实这个原则，《宪章》立了两条非常“硬核”的规矩：
第七条：废除“老板豁免权”。原文是：“被告的官方地位，不论其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部门的负责官员，均不得作为免刑或减刑的理由。”
大白话就是：别跟我说你是国家元首、总理或者元帅，官再大也没用。只要你犯了罪，就得自己承担责任。 这就是着名的“主权豁免”原则的终结。这一条后来成了《纽伦堡原则》的第三条。
第八条：废除“奉命行事”的借口。原文是：“被告遵照其政府或上级官员的命令去行事，不能作为免刑的理由。但如果法庭认为正义有此必要，可以考虑作为减刑的理由。”
大白话就是：别跟我说“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纽伦堡抗辩”的法律基础，只不过宪章在审判前就明确了，这个抗辩理由无效。 它强调，当一个命令明显是违法的时候（比如命令你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执行命令的人是有“道德选择”的，你完全可以选择不执行或者消极执行。你既然选择了执行，就要为你的行为负责。这一条后来成了《纽伦堡原则》的第四条的核心思想。
这两条原则，像两把利剑，直接刺穿了纳粹极权体制的两个核心：一个是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另一个是下属的无条件服从。它们从根本上瓦解了被告们最可能依赖的辩护理由。
尽管纽伦堡审判被后世誉为人类文明的里程碑，但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尖锐的批评声就没断过。其中，最核心、最持久的指责就是，这是一场“胜利者的正义”。
这个指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 法不溯及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