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卡尔滕勃鲁纳：党卫军上将，帝国保安总局局长。他是海德里希被刺杀后的继任者，是盖世太保、集中营和别动队的直接领导，是被告席上活着的党卫队最高级别官员。

小主，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纳粹首席理论家，东方占领区部长，其种族主义理论为大屠杀提供了思想基础。

汉斯·弗兰克：波兰占领区总督，被称为“波兰的屠夫”，对波兰数百万犹太人和精英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

威廉·弗利克：内政部长，纽伦堡法案的起草者之一。

弗里茨·绍克尔：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负责强征数百万外国劳工到德国进行奴役劳动。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最臭名昭着的反犹煽动家，其主编的报纸《冲锋队员》用最恶毒、最下流的语言和漫画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法庭认为他的“笔杆子”和刽子手的屠刀一样有罪。

阿图尔·赛斯·因夸特：奥地利纳粹党领袖，后来的荷兰占领区总督。

此外，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在审判时下落不明的马丁·鲍曼被进行了缺席审判，同样被判处绞刑。（多年后，其骸骨在柏林被发现，证实他已在战争末期自杀）。

1946年10月16日凌晨，这10名罪犯在纽伦堡监狱的体育馆里被依次执行了绞刑。为了防止他们的坟墓成为新纳粹分子的“朝圣地”，他们的尸体被秘密运往慕尼黑火化，骨灰被撒入了伊萨尔河的一条支流中。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除了赫斯，还有2人：

瓦尔特·冯克：经济部长，接替沙赫特担任帝国银行行长，被指控搜刮犹太人财产和为战争提供资金。

埃里希·雷德尔：海军元帅，战争前期的海军总司令。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除了施佩尔，还有3人：

巴尔杜尔·冯·席腊赫：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后来的维也纳大区长官，对将维也纳犹太人送往死亡营负有责任，被判20年。

康斯坦丁·冯·纽赖特：前外交部长，后来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被判15年。

卡尔·邓尼茨：海军元帅，雷德尔的继任者，战争末期希特勒指定的继承人。他的判决极具争议，他仅因指挥无限制潜艇战而被判处10年徒刑。许多人认为判得太轻。

被宣告无罪的，有3人：

亚尔马·沙赫特：前经济部长和帝国银行行长。他在战争爆发前就因与希特勒政见不合而失势，甚至后来还被关进了集中营。法庭认为他没有参与策划侵略战争。

弗兰茨·冯·巴本：前德国总理，曾帮助希特勒上台，但很快被边缘化。

汉斯·弗里切：宣传部官员。他是级别最低的被告，被认为是戈培尔的“替身”，法庭认为他的作用不够重要，不足以定罪。

对这三人的无罪判决，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尤其是在德国民众和一些盟国代表中。苏联法官对此提出了措辞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他们都深度参与了纳粹的罪恶计划，理应受到惩罚。

除了审判个人，检方还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要求：将纳粹的六个主要组织宣布为“犯罪组织”。

这个判决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一个组织被宣布为犯罪组织，那么仅仅是“自愿加入”这个组织的成员，就可能在各国后续进行的审判中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会大大简化未来的审判程序。

法庭最终裁定，以下四个组织为犯罪组织：

纳粹党领导集团

党卫队 ：纳粹的精英准军事组织，负责管理集中营和执行大屠杀。

保安处 ：党卫队的情报机构。

盖世太保 ：国家秘密警察。

然而，法庭同样引发争议地驳回了将另外两个组织列为犯罪组织的请求：

冲锋队 ：纳粹的早期准军事组织，在1934年“长刀之夜”后失势。

德国内阁和德国参谋本部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法庭认为，冲锋队在后期已不重要，而将整个德国内阁和军队总参谋部定义为“犯罪组织”，波及面太广，可能会将许多仅仅是履行技术性或传统军人职责的人也牵连进来。这个决定，反映了西方盟国法官们在追究“集体责任”问题上的谨慎，也体现了他们不愿将德国传统的军官团整体定罪的想法。这一决定再次遭到了苏联方面的强烈反对。

1946年10月1日，随着首席法官劳伦斯爵士敲下法槌，宣读完最后一份判决，纽伦堡审判正式落下帷幕。但是，它在历史长河中激起的涟漪，直到今天仍在不断扩散。这场审判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对那21名被告的定罪量刑。它为国际法、医学伦理，乃至我们人类对战争与正义的集体记忆，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纽伦堡审判最直接、最具体的法律遗产，就是它确立的一系列原则，后来被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正式编纂成了《纽伦堡原则》。

1946年12月11日，第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一致“确认”了《伦敦宪章》和纽伦堡法庭判决书里包含的那些国际法原则。等于说，全世界的国家都官方盖章，认可了纽伦堡审判的法理基础。到了1950年，联合国的国际法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出了七条原则，它们就像是国际刑事司法的“摩西十诫”，成为了指导未来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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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条原则的核心思想，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原则一：个人要负责。 任何犯了国际罪行的人，都得自己承担刑事责任，不能再推给国家。

原则二：国内法不是挡箭牌。 就算你们国家的法律说这事儿不犯法，但在国际法层面，你照样有罪。

原则三：老板也得负责。 不管你是国家元首还是政府高官，你的职位不能让你免于被审判。这个原则后来威力巨大，比如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被送上国际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对一些在任的国家领导人发出逮捕令，其法理源头就在这里。

原则四：“奉命行事”不是借口。 当上级的命令明显是反人类的，你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是有“道德选择”的余地的，所以不能免责。这彻底否定了“纽伦堡抗辩”的合法性。

原则五：审判要公平。 即使是审判最坏的罪犯，也要保障他们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要有律师，要有证据。

原则六：明确三大罪行。 系统地定义了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三类罪行是国际社会不能容忍的。

原则七：共犯也有罪。 参与密谋策划上述罪行，同样构成犯罪。

《纽伦堡原则》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它们直接催生了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制定，也为后来设立的各个临时国际法庭（比如审判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种族灭绝罪行的法庭），以及最终在1998年通过《罗马规约》建立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提供了最根本的法理基石。

可以说，从一场备受争议的“胜利者的审判”中提炼出来的法律原则，经过时间的沉淀和考验，逐渐演变成了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法律准则，尽管在现实政治中，要真正执行这些原则依然困难重重。

在主要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束之后，美国在其德国占领区内，还举行了一系列由美国法官主导的后续审判，统称为“纽伦堡后续审判”。

其中第一场，就是着名的“医生审判”。这场审判揭露了纳粹医生们在集中营里，对囚犯们进行的大量惨无人道、匪夷所思的人体实验。比如：

为了研究低压和低温对飞行员的影响，把囚犯关在低压舱里，模拟高空环境，直到他们肺部破裂而死。

把囚犯浸泡在冰水里，测试人体在极寒下的生存极限。

为了测试新药，故意让囚犯感染上疟疾、伤寒等疾病。

不使用麻醉就进行手术，或者将活人进行解剖。

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促使审理此案的法官们在1947年的判决书中，附上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纽伦堡守则》。

这份文件包含了十条关于进行人体实验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其最核心、最革命性的一条就是：“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

它还详细规定了：

实验的目的必须是为了造福社会。

实验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不能是凭空乱来。

实验设计要尽力避免对受试者造成不必要的身体和精神痛苦。

实验的风险，绝对不能超过实验可能带来的人道主义收益。

受试者有权利在实验的任何阶段，随时无理由地退出实验。

《纽伦堡守则》被公认为是现代医学伦理的奠基性文件。它所确立的“知情同意”原则，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所有涉及人类受试者的医学研究和临床试验，都必须严格遵守的黄金标准。我们今天去医院参与任何一项新药试验或者医学研究，第一件事就是要签署一份厚厚的《知情同意书》，这个程序的源头，就在于纽伦堡。

超越具体的法律和伦理准则，纽伦堡审判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深刻地塑造了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和对正义的理解。

首先，它建立了一份无法辩驳的历史档案。

美国检察官团队的一位成员曾说，审判的目的不仅是定罪，更是要“对希特勒政权的所作所为，留下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记录”。通过在法庭上公开展示数千份纳粹的内部文件、命令、备忘录，以及播放集中营的影像资料和传唤幸存者作证，审判将纳粹的罪行——尤其是犹太人大屠杀的规模、细节和触目惊心的数据——永久地、官方地镌刻在了历史记录之中。

这份官方记录，使得任何后世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和“大屠杀否认论者”的狡辩，都变得极其困难和荒谬。它为后来的历史研究和公众教育，提供了一块坚实到无法撼动的基础。

其次，它彰显了法治高于复仇的文明精神。

面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恶，同盟国最终抵制住了“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原始冲动，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但无疑更文明的道路——法律审判。

尽管这场审判存在“胜利者的正义”等瑕疵，但它始终坚持了基本的程序正义：被告有权请律师，有权看到对自己的指控证据，有权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有权盘问证人。这一选择本身，就是对纳粹所代表的那种信奉暴力、蔑视程序的野蛮与暴政的有力否定。它向世界表明，即使是在清算最黑暗的罪行时，一个文明社会也必须坚守其赖以立足的法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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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纽伦堡审判是一个永恒的警示。

它像一座历史的灯塔，永远照亮着人类曾经跌入过的、由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仇恨和不受约束的权力所构成的黑暗深渊。

它所确立的个人责任原则，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所有当权者的头顶，向他们宣告：任何人都不能再以“国家”或“命令”为借口，来逃避其反人类行为的罪责。

正如一位大屠杀幸存者在谈及纽伦堡审判时所引用的那句名言：“恒久的警惕是自由的代价。” 这或许就是纽伦堡留给后世最深刻、也最沉重的教诲。

纽伦堡审判，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法律实践。它在二战的废墟之上，勇敢地尝试用理性的程序和法律的语言，去审视和清算一种非理性的、史无前例的滔天罪恶。

它是一场充满矛盾的审判。它既是一场深刻的国际法革命，又是一个充满大国政治博弈和妥协的产物；它既是法庭上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又是人性在极端压力下的复杂展演；它既是对一个黑暗时代的清算，更是为人类未来奠定基石的努力。

通过《伦敦宪章》，它大胆地创造了“破坏和平罪”、“反人类罪”等新罪名，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个人刑事责任”这一原则注入了国际法的血脉，彻底击碎了“国家主权”和“上级命令”这两块长期以来被用作个人暴行挡箭牌的传统。尽管“胜利者的正义”和“法不溯及既往”的批评声从未停息，但从这场审判中孕育出的《纽伦堡原则》，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从《灭绝种族罪公约》到国际刑事法院的整个战后国际司法体系。

在纽伦堡正义宫的法庭上，我们看到了检方如何用纳粹政权自己留下的海量文件，构建了一座无法撼动的证据大山。这不仅成功地将主要战犯定罪，更重要的是，为全人类留下了一份关于极权之恶的、经得起历史反复检验的详细档案。在被告席上，从戈林的顽抗、赫斯的疯癫，到施佩尔的伪善，每个人的辩护与结局，都折射出罪责、人性与审判策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最终，纽伦堡审判的意义超越了法律本身。它是一次文明的选择——选择以法治取代复仇，以程序正义回应野蛮暴行。 它向全世界宣告，有些罪行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至于它们超越了国界，构成了对全人类的冒犯。它所确立的核心原则——罪行由个人犯下，责任由个人承担——至今仍然是威慑潜在战争罪犯、扞卫人类基本尊严的根本法律与道德信条。

因此，纽伦堡留给世界的，不仅仅是几份判决书或几条法律原则。它是一个永恒的警示，一场永不落幕的审判。它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正义或许会迟到，甚至会不完美，但对反人类罪行的追责，绝不能缺席。它告诫我们，对权力的警惕、对法治的坚守和对人类基本尊严的扞卫，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斗争。

这，便是纽伦堡审判在近八十年后，其回响依然在我们耳边清晰可闻的真正意义所在。

纽伦堡的故事已告一段落。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法西斯阵营的另一方——日本，下一回，也将是最后一回，让我们去看看这场针对它的审判将如何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