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汉融合”与“极端专制”下的廉耻观

清代荣辱廉耻观延续明代“刚性约束”，又因“满汉二元统治”增添“维护满汉秩序”的内容，后期则因列强入侵，多了“家国荣辱”的新内涵。

统治阶层与官员：“荣”是“忠君（满清皇帝）、满汉和睦、清廉奉公”，“耻”是“谋反、贪腐、破坏满汉关系”。康熙、雍正推行“满汉一体”，要求满族官员学习儒家伦理，汉族官员需效忠满清皇权——于成龙任两江总督时，“日食粗粝、布衣草鞋”，被康熙帝赞为“天下廉吏第一”，其“清廉忠君”的操守成为“官之荣”；而和珅“贪腐白银十亿两”，被嘉庆帝赐死，其家产被抄没，成为“清代贪腐之耻”的象征。对满族官员而言，“荣”还包括“维护八旗制度”，若“擅自与汉人通婚、放弃骑射”，会被剥夺爵位；若“率军平定叛乱”（如平定准噶尔），则会被封为“世袭罔替”的亲王，成为“族之荣”。

士大夫与文人：“荣”是“经世致用、效忠家国”，“耻”是“空谈义理、投靠列强”。清代前期，顾炎武、黄宗羲倡导“经世致用”，将“廉耻与救国”结合，其批判君主专制、关注民生的思想，被视作“士大夫廉耻的新发展”；中期，纪昀主编《四库全书》，虽有“文化阉割”争议，却也以“整理典籍、传承文化”为荣。晚清列强入侵后，“家国荣辱”成为核心——林则徐“虎门销烟”、邓世昌“黄海海战殉国”，其“抵御外侮、以身许国”的行为，成为“士之荣”；而“为求自保投靠列强”的文人，如周作人，即便才学出众，也被骂作“汉奸”，成为“士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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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荣”是“守礼教、爱家国”，“耻”是“背主叛国、不孝不悌”。清代延续明代乡约制度，却更强调“忠君”与“满汉秩序”——平民若“参与反清复明运动”，会被“株连九族”；若“为清军传递情报、支持平叛”，则会被奖励银两、授予“义民”称号。晚清时，百姓的荣辱观多了“反抗列强”的内容——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即便武器简陋也绝不退缩，其“保家卫国”的行为被视作“民之荣”；而“为列强带路、劫掠同胞”的“汉奸”，则会被百姓“乱棍打死”，成为“民之耻”。

明清两代的特殊性

明清荣辱廉耻观的核心，在于“将儒家伦理与君主专制推向极致”——明代用“重典”强制约束，清代用“满汉融合”与“后期家国危机”强化认同，使其从“道德准则”彻底沦为“维系专制统治的工具”。但同时，晚晴的“家国荣辱”也为近代荣辱观埋下伏笔——当“忠君”不再是唯一核心，“爱国、救亡”逐渐成为新的“荣”，而“卖国、求荣”成为新的“耻”，这种转变，也标志着传统荣辱廉耻观向近代的过渡。

而在欧洲，早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其荣辱廉耻观便已脱离原始部落的“群体本能共识”，形成与“城邦文明、公民身份、权力秩序”深度绑定的价值体系——它不再依附于血缘与祭祀，而是与“个人德性、城邦责任、法律契约”紧密交织，呈现出“公民导向、德性为先”的鲜明特质，为后世欧洲荣辱廉耻观奠定了“个体与共同体平衡”的思想根基。

古希腊：城邦文明下的“德性荣辱观”

古希腊的荣辱廉耻观以“城邦利益”为核心，将“个人德性”与“公民责任”直接挂钩。尽管不同城邦的具体认知存在差异，却共享“以对城邦有用为荣、以损害城邦为耻”的底层逻辑。

公民群体（成年男性自由民）：“荣”的核心是“参与城邦治理、勇敢作战、践行德性”，“耻”则对应“逃避责任、怯懦贪腐、违背契约”。在雅典，公民若像伯里克利那样积极参与公民大会、为城邦发展建言献策，会被尊为“城邦的荣耀”；若在战场上临阵脱逃（如部分被陶片放逐的政客），则会被剥夺公民权，沦为“城邦之耻”。

古希腊哲学家进一步将“荣”与“德性”深度融合：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认为“无知的贪婪与怯懦”是最大的耻辱，唯有“兼具理性与德性”才是真正的荣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强调，“正义的公民”需各司其职——统治者秉持明智、武士坚守勇敢、生产者保持节制，任何违背“正义”的行为（如统治者贪腐、武士怯懦）皆为耻辱；亚里士多德则将“廉耻”纳入“中庸德性”，提出“过度贪婪与过度怯懦都是耻辱，唯有‘节制与勇敢’的平衡才是荣耀”。

贵族与统治者：“荣”体现为“维护城邦稳定、公正执政、慷慨奉献”，“耻”则是“独裁专断、搜刮民财、背叛城邦”。斯巴达的国王必须“身先士卒参与作战”，若因私心导致战事失败（如温泉关战役中失职的贵族），会被废除王位；雅典的执政官若“利用权力谋私”（如被揭发的贪污官员），将被判处死刑或流放，其家族也会被城邦排斥。而梭伦因推行“解负令”缓解城邦矛盾、奠定民主基础，被雅典人尊为“荣耀的立法者”。

女性与奴隶：尽管二者无公民权，其荣辱廉耻观却以“依附性责任”为核心——女性的“荣”是“守贞洁、操持家务、养育合格公民子女”，“耻”是“失贞、忤逆丈夫”；奴隶的“荣”是“忠诚为主人服务、不逃跑作乱”，“耻”是“背叛主人、参与奴隶起义”。如斯巴达克斯起义被镇压后，参与起义的奴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视作“破坏城邦秩序的耻辱”。

古希腊的特殊性，在于它将“荣辱廉耻”从“神权与血缘的约束”转向“公民理性与城邦责任”，首次让“个体德性”与“共同体利益”成为荣辱的核心标准。这种“公民荣耀观”深刻影响了后世欧洲的伦理思想。

古罗马：从“城邦德性”到“帝国秩序”的荣辱演变

古罗马的荣辱廉耻观随社会发展逐步演变：前期模仿古希腊的“城邦德性”，以“公民责任与军事荣耀”为核心；后期伴随帝国建立，融入“皇权忠诚与法律契约”的内容，最终服务于帝国秩序。

王政与共和时期（公民与贵族）：“荣”的核心是“军事勇敢、公民责任、信守契约”，“耻”则是“临阵脱逃、背叛城邦、违背誓言”。在罗马共和制下，公民以“服兵役、参与元老院议事”为荣，贵族需“以身作则带领军队作战”——西庇阿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击败汉尼拔、拯救罗马城邦，被尊为“罗马的荣耀”；而卡提林因策划叛乱推翻共和政体，被西塞罗公开谴责为“罗马之耻”，最终战死沙场，其家族被剥夺所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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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荣耀是当时的核心价值：士兵若“缴获敌人武器”可获勋章，成为家族荣耀；若“丢弃盾牌逃跑”，会被战友鄙视，甚至被判处死刑。同时，“信守契约”被视作基本廉耻——商人若违背商业契约，会被禁止参与交易；公民若违背选举誓言，将被剥夺投票权。

-帝国时期（官员与平民）：“荣”转变为“忠诚皇权、维护帝国秩序、廉洁执政”，“耻”则对应“谋反叛逆、贪腐渎职、损害帝国利益”。罗马帝国建立后，“忠于皇帝”成为最高荣耀——屋大维（奥古斯都）因“结束内战、统一帝国”被元老院授予“国父”称号，成为帝国荣耀的象征；而尼禄因“荒淫无道、焚烧罗马城”被视作“帝国之耻”，最终被迫自杀。

对官员而言，“廉洁执政”是核心准则：行省总督若“搜刮行省财富”（如早期的贪官），会被召回罗马审判，财产充公；而普林尼因“公正治理比提尼亚行省、打击贪腐”，被图拉真皇帝表彰为“帝国廉吏的荣耀”。对平民而言，“遵守帝国法律、服徭役纳税”是基本荣耀，若参与叛乱（如犹太起义），会被残酷镇压，沦为“帝国秩序的耻辱”。

文化与宗教融合：罗马帝国后期接纳基督教，荣辱廉耻观开始融入“宗教德性”——“荣”是“信仰上帝、行善积德、克制私欲”，“耻”是“崇拜异教、作恶多端、贪婪纵欲”。这种转变为中世纪欧洲“宗教化荣辱观”埋下了伏笔。

古罗马的特殊性，在于它将古希腊的“城邦德性”扩展为“帝国秩序下的普适准则”：既保留“公民责任与军事荣耀”的内核，又新增“法律契约与皇权忠诚”的内容。其“荣耀与责任绑定、廉耻与秩序挂钩”的逻辑，成为欧洲中世纪及近代荣辱观的重要源头。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荣辱廉耻观，虽因文明形态不同呈现“城邦德性”与“帝国秩序”的差异，却共同为欧洲荣辱观奠定了两大基石：一是“个体德性与共同体利益的绑定”，二是“法律契约与荣誉的关联”。这种与“公民身份、权力秩序、理性德性”深度结合的价值体系，与同期中国“以儒家伦理为核心、服务宗法与集权”的荣辱观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后世中西方伦理文明的差异埋下了历史伏笔。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欧洲的荣辱廉耻观彻底脱离古希腊罗马的“公民德性与帝国秩序”，转向“宗教神权与封建等级”的双重绑定——基督教成为核心精神内核，封建领主与附庸的“契约关系”为外在框架，形成“以上帝为终极标准、以等级为现实准则”的价值体系，个体荣辱不再关联城邦或帝国，而是与“对上帝的虔诚”“对领主的忠诚”深度绑定。

中世纪早期（5-10世纪）：神权初兴与封建雏形下的荣辱观

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生产力落后，荣辱廉耻观以“生存与信仰的最低平衡”为核心，宗教与封建关系初步交织。

教会与神职人员：“荣”是“传播教义、坚守信仰、禁欲苦修”，“耻”是“背叛上帝、贪图世俗财富、违背教规”。神父若“严守禁欲、救济贫民”（如早期修道院修士），会被民众尊为“上帝的仆人”，其事迹被口耳相传为“信仰之荣”；若“买卖圣职、掠夺信徒财产”（如部分腐败主教），会被教会革除教职，甚至被信徒视为“撒旦的化身”，成为“宗教之耻”。教会还通过“忏悔制度”强化廉耻认知——信徒若犯“贪婪、嫉妒”等“七宗罪”，需向神父忏悔赎罪，否则会被判定为“背离上帝的耻辱”。

封建领主与附庸：“荣”是“恪守封建契约、保护附庸、勇敢作战”，“耻”是“背信弃义、虐待附庸、临阵脱逃”。领主与附庸通过“宣誓仪式”确立关系：附庸需宣誓“为领主征战、缴纳贡赋”，领主则承诺“保护附庸的土地与安全”——若领主像查理曼大帝那样“为附庸抵御外敌、分封土地”，会被尊为“荣耀的领主”；若附庸“拒绝履行征战义务、背叛领主投靠敌人”，会被剥夺土地与身份，沦为“无主的流浪者”，成为“封建之耻”。军事荣耀仍是重要标准：骑士若“在战场上保护妇女、击败异教徒”，会获“十字勋章”；若“屠杀平民、逃跑避战”，会被剥夺骑士身份，遭整个贵族阶层排斥。

普通农奴与平民：“荣”是“敬畏上帝、服从领主、安分劳作”，“耻”是“反抗领主、亵渎神明、懒惰偷窃”。农奴需向领主缴纳“什一税”、承担劳役，若“按时服役、虔诚祈祷”，会被领主允许“使用公共土地”；若“逃跑、偷窃领主财物”，会被处以“鞭刑”甚至“断肢”，其家庭也会被村庄排斥。平民中的工匠若“遵守行会规矩、诚信做工”（如铁匠打造合格农具），会被行会接纳；若“以次充好、欺骗顾客”，会被行会开除，失去谋生资格，成为“市井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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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鼎盛期（11-13世纪）：神权鼎盛与封建成熟下的荣辱观

教会权力达到顶峰，封建等级制度完善，荣辱廉耻观呈现“宗教绝对化、等级精细化”的特点。

教会高层与知识分子：“荣”是“扞卫教义、主持宗教仪式、研究神学”，“耻”是“质疑教义、世俗化享乐、异端思想”。教皇英诺森三世因“强化教会权威、组织十字军东征”，被教会誉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像阿贝拉尔，因提出“唯名论”质疑传统神学，被判定为“异端”，其着作被焚烧，成为“宗教之耻”。经院哲学家若“用理性论证上帝存在”（如托马斯·阿奎那），会被尊为“神学大师”；若“宣扬科学思想否定神创论”，会被视为“亵渎神明”，面临火刑威胁。

贵族与骑士阶层：“荣”是“践行骑士精神、参与十字军东征、维护等级礼仪”，“耻”是“违背骑士精神、与异教徒妥协、礼仪失范”。骑士需遵守“谦卑、荣誉、怜悯、英勇”等准则——若骑士“在十字军东征中战死沙场”，会被认为“升入天堂”；若“屠杀基督徒、向异教徒投降”，会被剥夺一切荣誉。贵族女性的“荣”是“贞洁、慈善、主持家务”（如城堡女主人救济贫民）；若“失贞、干预政治”，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甚至被送入修道院。

城市平民与商人：随着城市兴起，平民荣辱观新增“商业诚信与城市认同”——商人若“遵守商业契约、向城市议会纳税”（如威尼斯商人开展海外贸易），会获“城市公民身份”；若“偷税漏税、欺骗合作伙伴”，会被没收财产、驱逐出城市。工匠行会制定严格规范：裁缝若“偷工减料”，会被行会罚款并公开羞辱；若“技艺精湛、培养学徒”，会被选为行会会长，成为“行业之荣”。

中世纪后期（14-15世纪）：神权衰落与变革前夜的荣辱观

教会腐败加剧、封建制度松动，荣辱廉耻观开始出现“世俗化萌芽”，传统宗教与封建荣耀受到质疑。

教会与信徒：“荣”逐渐从“盲目虔诚”转向“内心信仰”，“耻”则指向“教会腐败而非单纯异端”。但丁在《神曲》中，将贪腐的教皇打入“地狱”，批判其“背离上帝、贪图权力”，这种“批判教会腐败”的行为被部分知识分子视为“清醒之荣”；而普通信徒不再满足于“形式化忏悔”，更看重“行善积德”，若“神父勒索信徒钱财”，会被民众抵制，成为“教会之耻”。

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贵族的“军事荣耀”逐渐褪色，“荣”开始与“财富、文化修养”结合——部分贵族资助艺术创作（如美第奇家族），被视为“文明的赞助者”；而固守传统、压迫新兴商人的贵族，被称为“腐朽的封建残余”。新兴资产阶级以“勤劳致富、商业诚信”为荣，如佛罗伦萨的银行家若“遵守借贷契约、诚信经营”，会积累巨额财富与社会声望；若“放高利贷盘剥平民”，会被城市议会限制经营，成为“资本之耻”。

平民与农民：农民的“荣”从“服从领主”转向“争取权利”，1381年英国瓦特·泰勒起义中，农民提出“废除农奴制”，即便起义失败，其“反抗压迫”的行为被部分人视为“勇气之荣”；而“为领主镇压农民”的帮凶，会被农民称为“叛徒”，成为“平民之耻”。城市平民则更注重“城市共同体利益”，若“参与城市防御、维护公共秩序”，会被授予“城市荣誉市民”称号。

中世纪欧洲荣辱廉耻观的特殊性，在于它将“宗教神权”与“封建等级”熔于一炉——上帝是终极的荣辱裁判者，封建契约是现实的行为准则。这种“神性压倒人性、等级束缚个体”的价值体系，虽维系了中世纪千年的社会秩序，却也在后期因神权腐败与封建僵化，成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思想靶标”。而其“信仰与忠诚”的内核，也为后世欧洲荣辱观留下了“宗教伦理”与“契约精神”的双重印记。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与非洲，其荣辱廉耻观虽因文明差异多元，却均以“信仰内核、社群秩序、伦理责任”为核心，共同构成全球荣辱观图景。

古印度（约5-15世纪，笈多王朝至德里苏丹国）：种姓与宗教交织的“业力荣辱观”

核心是“种姓制度+印度教/佛教”，以“履行种姓职责、积累善业”定荣辱，关联今生职责与来世轮回。

高种姓（婆罗门、刹帝利）：“荣”为恪守宗教义务、护社群/执政；“耻”为违种姓本分、贪腐怯懦。如婆罗门背戒律、刹帝利失职会失身份。

低种姓（吠舍、首陀罗）：“荣”为安分劳作、服从/诚信；“耻”为僭越、懒惰反抗。如吠舍欺客、首陀罗拒服役会受惩罚。

佛教影响区：弱化种姓，以“行善积德”为荣，“贪婪害生”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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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约7-15世纪，阿拉伯帝国至奥斯曼早期）：伊斯兰教义主导的“社群伦理荣辱观”

核心是“伊斯兰教+部落传统/帝国治理”，以“对真主虔诚、对社群负责”定荣辱。

宗教领袖与学者：“荣”为传《古兰经》、济贫；“耻”违背教义、贪权。如阿訇敛财、学者倡异端会遭斥或处死。

统治者与贵族：“荣”维护伊斯兰领土、公正执政（如萨拉丁复耶路撒冷）；“耻”为腐败、向异教徒妥协。

普通信徒与商人：“荣”为守教义、诚信互助；“耻”为欺诈、逃宗教义务。如商人失信、信徒逃礼拜会被排斥。

美洲地区（约5-15世纪，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神权与城邦/帝国绑定的“献祭与责任荣辱观”

核心是“多神信仰+城邦/帝国需求”，以“敬神、忠领袖、护社群”定荣辱，关联祭祀与集体利益。

祭司与统治者：“荣”为主持祭祀、带社群繁荣；“耻”为祭祀失误、治理无能（如玛雅祭司误历法会被处死）。

武士与贵族：“荣”为勇战捕俘、效忠（如阿兹特克武士获战功）；“耻”为逃战、背叛。

平民与工匠：“荣”为劳作供神、支持社群；“耻”为懒惰、逃劳役。如平民荒田、工匠偷工会受罚。

非洲地区（约5-15世纪，加纳、马里等帝国及斯瓦希里城邦）：部落传统与王国融合的“社群责任荣辱观”

核心是“部落传统+王国治理”，部分融伊斯兰教，以“忠社群、尊长辈、尽责任”定荣辱。

统治者与贵族：“荣”为统一部落、兴贸易/护安全（如曼萨·穆萨兴马里）；“耻”为分裂、贪腐。

长老与宗教领袖：“荣”为调解矛盾、传传统；“耻”为偏袒、谋私。

平民与商人：“荣”为忠部落、勤劳互助；“耻”为背叛、懒惰欺诈。如农民囤粮、商人失信会被排斥。

这些地区的荣辱观虽无统一范式，却共享“以信仰/传统为内核、以社群秩序为目标”的逻辑，维系了文明稳定，也为后世奠定根基。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中世纪东亚（日本、朝鲜半岛）与东欧、俄罗斯的荣辱廉耻观，均“外鉴核心文明（中国、拜占庭）、内融本土传统”，形成极具区域特色的分支。

东亚（日本：平安至室町时代，约8-16世纪；朝鲜半岛：高丽至李朝初期，约10-15世纪）

核心是“儒教基底+本土秩序”，以“忠君、孝亲”为核。

日本：早期受唐儒佛影响，后期武家崛起，转向“武士道与主从忠诚”。

公家/僧侣：以“通汉学、守礼仪/行慈悲”为荣，“失仪、背教义”为耻；

武家：以“忠主、勇战、护领民”为荣，“背主、逃战、压榨民众”为耻；

平民：以“安分劳作、守法度”为荣，“违法、逃税”为耻。

朝鲜半岛：全面吸儒教，绑定门阀与科举。

士大夫：以“科举出身、清廉执政”为荣，“舞弊、贪腐”为耻；

门阀：以“家族品行、子弟贤能”为荣，“出逆臣、品行差”为耻；

平民：以“孝亲、勤劳”为荣，“不孝、逃租”为耻。

东欧与俄罗斯（约8-16世纪）

核心是“东正教+王公权威”，以“虔诚宗教、忠王公”为核。

东欧（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以拜占庭东正教为魂，绑定王国认同。

教会：以“传东正教、济信徒”为荣，“背教、投靠异教”为耻；

王公/贵族：以“护王国、抗外敌”为荣，“屈服异教、分裂王国”为耻；

平民：以“信东正教、服王公”为荣，“背教、叛王国”为耻。

俄罗斯（基辅罗斯至莫斯科公国）：受拜占庭东正教影响，后期转向“忠大公、重集权”。

教会：以“守东正教、支持统一”为荣，“抗大公、贪腐”为耻；

大公/贵族：以“统一俄罗斯、抗蒙古”为荣，“分裂、投蒙古”为耻；

平民：以“忠大公、信教、勤劳”为荣，“叛大公、违法”为耻。

这些地区的荣辱观共享“外鉴内融”逻辑，既维系社会稳定，也为后世留下“传统伦理与本土秩序共生”的印记。

至于东南亚地区，中世纪东南亚（约5-15世纪，以吴哥王朝、室利佛逝等为核心）的荣辱廉耻观，因地处文明交汇带，呈现“宗教融合、社群共治、本土习俗交织”的特点，以“信仰为魂、社群为基、贸易诚信为脉”，是“多元文明交融”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