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代表敌占区的深黄色块像一块块溃烂的疮疤，侵蚀着山河。我的指尖重重地点在其中一个标注着“柳镇”的黑点上，那里仿佛散发着无形的压力，让团部指挥所本就浑浊的空气几乎凝固。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傅水恒团长的声音带着连日缺觉的沙哑，他宽厚的手掌按在桌面上，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柳镇，鬼子的临时药品中转库。守备兵力，一个齐装满员的加强中队，配备重机枪和迫击炮。依托镇子原有的地主大院加固，明堡暗垒，铁丝网通了电。我们独立团现在能拉出去的战斗人员，满打满算不到两个连，还带着风雪行军后的冻伤和疲惫。”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和傅必元政委，沉声道：“硬打，是以卵击石。但药品，”他深吸一口气，仿佛这个词汇带着千斤重量，“卫生队的存量已经见底了。没有磺胺，伤口感染就是个死；没有止血粉，战场救护形同虚设。昨天，三营抬下来两个重伤员，就是因为缺药……没救过来。”

傅必元政委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将抽剩的烟蒂按灭在满是划痕的桌面上，那一点火星的熄灭，仿佛也带走了屋内最后一丝暖意。他瘦削的脸上，眉头紧锁，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地审视着地图，像是在寻找一个看不见的突破口。

我知道，压力已经达到了顶点。作为团参谋长，军事主官之一，我必须提出解决方案。强攻不可行，那么唯一的生路，就在一个“智”字。

“团长，政委，”我开口，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既然强攻不行，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傅团长猛地抬头：“怎么拿？飞进去？”

“不，走进去。”我的手指沿着地图上连接保定和柳镇的公路虚线划过，“根据侦察排反复确认的情报，每隔四天，会有一支日军的运输队从保定出发，向柳镇运送补给。下一次，就在后天。”

傅政委立刻捕捉到了我的意图，他身体微微前倾：“李代桃僵？”

“对！”我斩钉截铁地说，“在半路设伏，吃掉这支运输队。然后，我们的人，换上他们的衣服，拿着他们的证件，开着他们的车，代替他们进入柳镇仓库。”

团部里陷入了更深的沉默。这个计划的大胆和风险，不言而喻。这无异于在悬崖边上走钢丝，任何一点细微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整个行动队全军覆没。

傅团长沉默了片刻，目光如炬地盯着我：“可行性有多少？我们需要考虑每一个细节。人员、伪装、情报、接应……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我知道，这是考验我作为参谋长，是否具备缜密思维和全局谋划能力的时候了。我走到地图前，开始详细阐述我的构想：

“人员是关键中的关键。 行动队成员必须满足几个条件：第一，精通日语，不仅是会说，还要熟悉日军内部的口令、番号、军衔称谓甚至脏话；第二，心理素质过硬，能在敌人窝里谈笑自若，应对盘查；第三，熟悉日军的行为举止、队列条例、武器装备操作。我们需要从全团范围内筛选，重点是原东北军、二十九军有过对日作战经验的官兵，以及在平津等地做过地下工作，对日军有深入了解的同志。”

“伪装要滴水不漏。 从军服、鞋帽、武器、装具到个人物品，必须全部日式化。我们历次战斗缴获的日军物资需要集中清理，不足的部分要想办法解决。车辆也是大问题，我们只有一辆老旧的九四式卡车，必须确保它能跑完全程，并且外观要处理得看不出破绽。”

“情报必须精确到秒。 运输队的出发时间、到达伏击点的时间、人员编制、车辆型号、携带的证件文书、进入柳镇的检查流程、仓库守备人员的交接习惯……这些，需要侦察排不惜一切代价，在行动前全部核实清楚。”

“预案要周全。 设想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比如证件被识破、口令更换、遇到认识的鬼子军官、装车时发生意外、撤离时被跟踪等等。每一种情况，都要有相应的应对措施，甚至……牺牲准备。”

我一口气说完，感觉喉咙有些发干。傅团长和傅政委对视了一眼，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决绝。

“干！”傅团长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缸跳了起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老傅，政治动员和后勤保障交给你，务必确保行动队没有后顾之忧！参谋长，整个行动的方案制定、人员挑选和临场指挥，由你全权负责！需要团里什么资源，直接打报告！”

傅政委重重地点头，补充道：“思想工作要过硬，要让同志们明白，这次行动不仅是为了药品，更是为了打出我们独立团的威风，在敌人心脏上插一刀！同时，保密纪律要提到最高级别！”

铁三角的意志，在这一刻统一。独立团的命运，即将系于这次孤注一掷的“智取”。

命令一下，独立团这台战争机器立刻高效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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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找到了侦察排排长赵大胆。当他被叫到团部，听到这个任务时，这个以胆大包天着称的汉子，眼睛瞬间亮得像两团火，但随即又凝重起来。

“参谋长，这活儿……刺激！”他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人选方面，我有点想法。我们排的王虎，原来是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在喜峰口跟鬼子白刃战过，会几句日语，关键是身上有那股子狠劲儿，像鬼子老兵。还有文化教员陈致远，大学生，在北平念书时跟日本留学生打过交道，日语说得溜，还懂点他们的礼仪，就是……身子骨弱了点。”

“陈致远……”我沉吟了一下，知识分子上战场，勇气可嘉，但临机应变能力需要考验。“把他叫来，我亲自面试。”

陈致远是个清瘦的年轻人，戴着断了腿用胶布缠着的眼镜，但眼神很清澈，也很坚定。当我用日语突然向他提问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流畅地回答起来，不仅语法准确，还带着点东京腔。

“很好。”我切换回中文，“陈教员，这次任务需要你扮演一个日军士兵，可能要做一些你平时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对同胞呼来喝去，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要能狠得下心。你心理上能接受吗？”

陈致远推了推眼镜，毫不犹豫地说：“参谋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我明白任务的特殊性。为了药品，为了受伤的战友，我什么都能做！”

他的回答让我稍稍安心。接下来两天，我和赵大胆从全团上千号人里，像筛沙子一样，挑出了三十名符合条件的战士。他们中有曾经的伪军俘虏经教育后转变过来的，有在敌占区跑过交通的地下党，还有几个是像王虎一样在正面战场和鬼子拼过刺刀的老兵。

人员初步确定后，秘密集训在驻地附近一个废弃的砖窑里展开。

语言与礼仪关： 陈致远成了临时教官。他不仅教日常军事用语，还重点训练如何应对哨兵盘问、如何与仓库军官交涉，甚至模仿日军下级对上级那种刻板的敬畏语气和肢体语言。赵大胆则负责补充那些军营里的“黑话”和粗口。

军事习惯关： 我亲自上阵，对照着缴获的日军步兵操典，纠正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如何持枪、如何敬礼、如何行进、甚至如何坐下休息。日军那种刻板、强调等级和服从的作风，必须融入到他们的肌肉记忆里。王虎在这方面展现了天赋，他模仿的日军军曹，那股子蛮横和挑剔劲儿，几乎能以假乱真。

装备与细节关： 傅政委亲自督战后勤。缴获的日军军服被翻出来，清洗、修补，尽量统一成夏季常服款式（虽已是初冬，但为了符合运输队形象，只能让战士们里面多穿衣物）。武器全部更换为三八大盖和一挺歪把子机枪，连子弹盒、水壶、饭盒、防毒面具包都力求一致。鞋子是个大问题，缴获的日军皮鞋数量不够，最后只好让一些战士穿着我们的布鞋，外面尽量用绑腿遮盖。

最让人头疼的是那辆老旧的九四式卡车。老周带着几个懂点机械的战士，几乎是把零件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发动机的异响总算小了些，但能否坚持到完成任务，谁心里也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