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据系统提供的《烈性传染病防控手册》，结合现有条件，构建了一套简陋却有效的防疫体系。

1. 分级管理： 将全团及周边区域划分为“隔离区”（疫点）、“限制区”（密切接触者观察区）和“清洁区”。各区之间设置物理屏障（如石灰线、绳索），人员物资流动需经严格消毒程序。

2. 个人防护： 利用系统兑换出的橡胶手套、棉纱口罩（指导卫生队用多层纱布和棉花自制，并强调煮沸消毒）、防护眼镜和白大褂（对外称是特殊工作服），装备给直接接触病患的医疗队和负责消毒、掩埋的人员。要求所有人员，尤其是进入限制区和隔离区者，必须严格穿戴。

3. 消毒灭菌： 系统提供了大量漂白粉、来苏儿等消毒剂。我组织人力，对隔离区、病人排泄物、衣物、用具进行严格消毒。对水源进行氯化消毒，并大力开展灭鼠、灭蚤运动。焚烧病死者遗体这一决定尤为艰难，但在我和傅水恒的坚持下，为了阻断传播链，只得含泪执行。我们带头向被焚烧的战友遗体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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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卫生： 彻底清理驻地内外垃圾、污水，填平洼地，改造厕所，尽可能消除病菌孳生地。

这些措施在当时的八路军中，堪称惊世骇俗。尤其是焚烧尸体、强制隔离甚至限制人员流动，引起了部分干部战士的不理解甚至抵触。

“参谋长，把生病的兄弟隔离开，还不让家人探望，这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一位老连长红着眼睛找到我。

“老哥，”我拍着他的肩膀，心情沉重却必须强硬，“这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不这样做，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整个独立团，乃至周边的老百姓，都可能死绝！你想看到那样的局面吗？我们要用暂时的‘不近人情’，换来大多数人的活路！”

傅水恒团长则以其在团内崇高的威望，为我背书，强力弹压一切异议。“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陈参谋长的命令，就是我傅水恒的命令，就是团部的命令！谁再敢阳奉阴违，动摇防疫大局，军法从事！”

第三步：科学治疗与系统助力。

野战医院被迅速改造成隔离治疗区的核心。系统的力量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我利用贡献点，兑换了首批宝贵的链霉素和磺胺嘧啶。这两种在四五十年代才广泛应用的抗生素，对于这个时代的鼠疫而言，几乎是“神药”。当然，我不能直接拿出药瓶，而是将其混入由草药煎煮的汤剂中，或者伪装成“特制解毒散”，由我亲自或指定最可靠的卫生员，给重症患者使用。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几位已经被传统中医判定为“脉象微弱，回天乏术”的重症战士，在注射了链霉素（我谎称是“提纯的解毒针剂”）后，高烧竟在一天内开始消退，淋巴肿大的症状也明显缓解。

“神了！陈参谋长，您这药……”野战医院的老院长，一位经验丰富却对现代医学一无所知的老中医，看着逐渐好转的病人，激动得胡须都在颤抖。

我故作高深地摆摆手：“不过是古方结合一些西洋药学的一点心得，侥幸而已。关键是后续的护理和隔离不能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