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之蜀汉后传_第150章刘备的膨胀与冷（下）

而廖立口中“后至汉中”的往事，则指向了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至二十四年五月那段悲喜交加的岁月。刘备终于意识到汉中的重要性，亲率大军北上，与夏侯渊、曹操展开历时近两年的汉中争夺战。

定军山一役，黄忠阵斩夏侯渊，刘备最终击退曹操，全取汉中，进位汉中王，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

然而，巅峰的荣光转瞬即逝——就在刘备在汉中欢庆胜利之时，江东的孙权已暗中与曹操勾结，吕蒙、陆逊率军白衣渡江，突袭荆州。镇守荆州的关羽，虽勇冠三军，却“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三国志·蜀书·廖立传》），中了东吴的骄兵之计，最终兵败麦城，身首异处，荆州全境落入东吴之手。

紧接着，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因内部矛盾反目，孟达降魏，刘封兵败身死，上庸三郡亦随之丢失。短短数月间，刘备不仅痛失一员大将，更丢失了荆州、上庸两大战略要地，“翻飞梁益”的辉煌局面瞬间崩塌，蜀汉从此失去了从荆州、益州双线北伐的可能，彻底沦为偏安西南的割据势力。

这一连串危机清晰地揭示出一个残酷的事实：

即便是在刘备最风光的“翻飞梁益”时期，他的事业也远非后人想象中那般稳固，反而始终处于如履薄冰、岌岌可危的状态。彼时的蜀汉，疆域虽横跨荆、益二州，但其人力、物力、财力远不及曹魏，甚至与东吴相比也并无明显优势。刘备手中的资源，根本无法同时应对来自北方曹操、东方孙权的双重压力——即便曹、孙两家并未暗中合谋，仅是轮流在汉中、荆州制造危机，就足以让蜀汉集团陷入疲于奔命、顾此失彼的窘境。

在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无论刘备内心是否始终怀揣“匡扶汉室、消灭僭逆”的政治初心，现实都不允许他采取多面出击的战略。他最明智的选择，本应是坚守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联孙抗曹”核心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搁置“汉室正统”的意识形态执念，默许孙权割据江东的现实，以联盟的合力共同对抗最强大的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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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建安十六年（211年）至二十四年（219年）的一系列事件来看，刘备在“翻飞梁益”的过程中，心态逐渐膨胀失衡，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处理失当，不断激化与孙权的矛盾，最终亲手葬送了维系十余年的联盟，酿成了盟友背叛、荆州易主的悲惨结局。

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刘璋因畏惧曹操征讨汉中、进而威胁益州，派遣法正前往荆州，邀请刘备入蜀协助抵御张鲁。刘备与刘璋在涪城相会时，曾“欢宴百余日”，席间刘璋馈赠刘备大量粮草兵甲，期望他能北上攻打张鲁。

然而，刘备抵达葭萌关后，却按兵不动长达十个月，一面“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一面暗中观察益州局势，积蓄力量。建安十七年（212年），刘备以刘璋拒绝提供更多兵力为由，与刘璋彻底决裂，随后率军南下，经过一年多的苦战，最终攻克成都，夺取了益州，奠定了蜀汉基业的核心版图。

从刘备集团的发展角度来看，夺取益州无疑是里程碑式的胜利，它让刘备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稳固根据地，也让孙刘联盟的整体实力得到增强——理论上，这应当是孙权乐于见到的局面，因为联盟实力越强，对抗曹操的底气便越足。

但史书记载，孙权听闻刘备夺取益州的消息后，却勃然大怒，怒斥道：“猾虏乃敢挟诈骗！”这份强烈的愤怒，并非毫无缘由，而是源于刘备在此前一系列事件中对孙权的反复与欺骗，彻底消磨了孙权对联盟的信任。

早在建安十五年（210年），孙刘联盟的势力范围已与益州接壤，孙权便曾向刘备提出“两家联合攻取西川”的动议。

当时，刘备表面上答应了这一计划，却以“荆州初定，民心未附，需留兵镇守”为由，迟迟不付诸行动，使得孙权无法越过荆州地界远征益州，最终只能无奈搁置此议。

在《吴书·鲁肃传》的记载中，刘备的态度更为决绝——他以“自己与刘璋同为汉室宗室，不应相互攻伐”为由，对孙权说：“如卿（鲁肃）能一至就行，愿与（刘备）就语于山林”，言下之意，若孙权执意攻取益州，他便会退隐山林，以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