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仅仅一年多后，那个信誓旦旦宣称“不忍攻宗室”的刘备，却突然撕下仁义的面具，以武力夺取了刘璋的基业，将益州据为己有。

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怎能不让孙权感到愤怒与羞辱？更让孙权无法接受的是，刘备与刘璋决裂时，所找的借口竟是“孙权正遭受曹操攻击，需回师救援荆州”——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曹操亲率大军南下，进攻孙权的江淮防线，孙权被迫“调鲁肃分兵归建，外作救援”，陷入苦战。

作为联盟盟友的刘备，不仅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协助孙权分担压力，反而以“救援荆州”为幌子，在益州掀起战火，全然将联盟的共同利益抛诸脑后。

一系列事件的叠加，不断刺激着孙权的神经，让他逐渐怀疑孙刘联盟存在的价值。而在此期间发生的“孙夫人还吴”与“截江夺斗”事件，更成为江东集团对联盟表达不满的明确信号。

孙夫人乃是孙权之妹，建安十四年（209年）嫁给刘备，本是维系孙刘联盟的政治纽带。但在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蜀后，孙权却暗中授意孙夫人返回江东，更让她试图将刘备之子刘禅一同带走——若非赵云、张飞及时率部拦截，刘禅恐怕会沦为东吴的人质。

这场充满戏剧性的风波，本质上是孙权对刘备的一次警告，可惜刘备并未从中察觉到联盟即将破裂的危险，既没有采取措施修补与孙权的关系，也没有加强荆州的防务，最终为关羽的覆亡埋下了伏笔。

通观东吴袭取荆州的全过程，蜀汉集团的表现堪称“毫无防备”——关羽在前线与曹军鏖战数月，始终未能察觉东吴的偷袭意图；成都的刘备也未能及时收到任何预警，直到荆州失守、关羽战死的消息传来，才仓促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这种全盘被动的局面，固然与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缺陷、治军理政的疏漏密不可分，但作为蜀汉集团的最高领导者，刘备的责任同样难辞其咎。

他在建安十九年（214年）荆南三郡危机后，已然清楚孙权对荆州的觊觎之心，却始终未能正视联盟的脆弱性：

既没有派遣得力重臣协助关羽镇守荆州、缓和与东吴的关系，也没有制定应对东吴偷袭的应急预案；反而在夺取益州、进位汉中王后，心态愈发骄傲，对潜在的风险视而不见，最终让“大意失荆州”的悲剧成为现实。

从事后复盘的角度来看，刘备夺取益州、独吞巴蜀，无疑是其个人事业的巅峰，他从此拥有了与曹、孙三足鼎立的资本。

但这份辉煌的背后，却是政治信誉的彻底破产——他对刘璋的欺骗、对孙权的反复，不仅让自己落下“枭雄”的骂名，更彻底摧毁了孙刘联盟的信任基础。

当孙权意识到刘备的“汉室正统”旗号不过是谋取私利的工具，当联盟的存在不再能为东吴带来安全保障，转而成为刘备扩张的垫脚石时，孙权选择与曹操结盟、袭取荆州，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刘备的悲剧，在于他在战略扩张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对“势”的判断——他看到了夺取益州的“利”，却忽视了维系联盟的“势”；

他沉浸在“翻飞梁益”的辉煌中，却忘了“唇亡齿寒”的古训。最终，荆州的丢失、关羽的战死、猇亭之战的惨败，一步步将蜀汉推向了衰落的深渊。

而这一切的源头，早已在他“翻飞梁益”的巅峰时刻，在那些被胜利光芒遮蔽的战略失误与政治失算中，悄然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