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身经百战的老兵，其战斗力与未经战火洗礼的新兵，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从各郡征发壮丁补充军队数量，可这些新兵缺乏训练，士气低落，军队的整体质量也难免一落千丈。

由此可见，夷陵之战的毁灭性打击，势必对蜀汉军队造成长期而深远的影响，这支曾经有望逐鹿中原的劲旅，已然是元气大伤，短期内难以恢复往昔的战力。

军中将星俱陨，朝堂之上，同样是一片萧瑟凋零之景。堪比曹魏程昱、郭嘉的头号谋主法正，智谋超群，为刘备夺取益州、汉中屡献奇策，却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亡故，蜀汉失去了一位能在战略层面与诸葛亮相辅相成的顶级谋士。

另一位极受刘备重用的谋臣黄权，本可在蜀汉的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却因夷陵之败，无奈投魏，为曹魏做了嫁衣裳。

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的马良，才思敏捷，善于筹谋，却在夷陵之战中不幸殉国，蜀汉的未来政坛，又少了一颗璀璨的新星。

自章武二年起，刘备那位着名的欢喜冤家——长于运筹帷幄的尚书令刘巴，也一病而亡。

甚至连许靖、麋竺这两位虽无太多实际政务能力，但在士大夫群体中颇具声望、清谈雍容的名士，也没能熬过这多灾多难的一年。（可能是古时候的大瘟疫爆发；例如前几年的新冠；三国都有人才在那段时间陨落）

小主，

秋风萧瑟，吹拂着成都的大街小巷，万木凋零，一片肃杀。遥想建安二十四年，蜀汉人才济济，文臣武将各展其能，那番盛况如今想来，恍若隔世。

彼时的蜀汉，仿佛拥有无限的可能，而如今，却只剩下无尽的失落与迷茫。

三、民困国虚的现实

这些还仅仅是史料中可以直接反映出来的损失。

自刘备入蜀以来，连年征战，先是与刘璋争夺益州，而后又与曹操在汉中展开激烈厮杀，接着便是发动襄樊之战，最后又迎来了夷陵之战。

连绵的战火，使得军事开支浩繁无比，蜀汉早已出现了“甲兵不充”的困境。士兵的铠甲、兵器，军队的粮草、辎重，每一项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支撑。

夷陵之战，蜀汉不仅损兵折将，更重要的是，多年积攒的军资也丧失殆尽。大量的粮草被付之一炬，精良的兵器被敌人缴获，珍贵的物资在溃退中散落四方。要重建军队，从头打造兵器，囤积粮草，其耗费更是不知凡几。

诸葛亮执政之初，“民困国虚”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摆在蜀汉君臣面前，无比残酷的现实。百姓们在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下苦苦挣扎，国家的府库空空如也，蜀汉就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摇曳的破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四、南中叛乱的爆发与东吴的阴影

祸不单行，正当诸葛亮为收拾这满目疮痍的河山而焦头烂额之际，南中地区——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叛乱骤起。《三国志·李恢传》载：

“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巂，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

高定又作“高定元”，为“越巂叟帅”，“叟”是汉晋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泛称；

雍闿则是汉什邡侯雍齿之后，出身汉族豪强；

朱褒系朱提郡（治所在今云南昭通）人，原任牂牁郡（大致在今贵州境内）丞，后领太守，属于当地大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