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与明公同为汉室宗亲，有‘同宗之谊’，且素有仁义之名，更与曹操有深仇大恨。若能邀请刘备入川，让他协助我们讨伐张鲁，占据汉中，那么即便曹操来攻，我们也有汉中作为屏障，可保益州无虞。”

这番话，正好击中了刘璋的痛点——张鲁是当时盘踞在汉中的军阀，与刘璋素有仇怨（张鲁的母亲曾因与刘焉私通而得势，后来张鲁背叛刘璋，割据汉中），一直是益州北部的威胁。刘璋早就想消灭张鲁，却苦于兵力不足，张松的建议，让他看到了希望。

可刘璋不知道的是，这看似“完美”的建议，实则是张松与法正精心设计的“惊天赌局”——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让刘备帮助刘璋讨伐张鲁，而是让刘备取代刘璋，成为益州的新主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张松首先说服刘璋派遣法正出使荆州，与刘备建立联系。法正一开始还“假意推辞”，表现出不愿前往的样子，实则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

当他抵达荆州后，刘备对他表现出了极高的礼遇——不仅亲自出城迎接，还与他“终日谈论，甚为投机”，既询问益州的风土人情，也探讨天下大势。

刘备的“雄才大略”与“人格魅力”，让法正深受感动，他意识到，刘备才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明主”。

出使归来后，法正立刻找到张松，兴奋地对他说：

“刘备有霸王之姿，必能成就大业，若能奉他为主，我等必能施展才华，益州也能免于战乱之苦。”

两人一拍即合，当即秘密达成共识：由张松在益州内部充当“内应”，收集益州的军政情报，绘制山川地图；由法正负责与刘备联络，传递情报，制定入川计划。他们甚至约定，一旦刘备入川，便里应外合，协助刘备夺取益州。

建安十六年（211），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曹操发动西征，目标是平定关中的韩遂、马超等军阀，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汉中的张鲁。

消息传到益州，刘璋再次陷入恐慌，他担心曹操会先夺取汉中，再以汉中为跳板进攻益州，于是急忙采纳张松的建议，派遣法正与孟达率领四千兵士，前往荆州邀请刘备入川。

法正抵达荆州后，不仅向刘备转交了刘璋的邀请函，还私下献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益州地图。他对刘备说：

“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璋之懦弱，加之张松为内应，夺取益州易如反掌。益州沃野千里，户口百万，若能据有此地，再联合荆州，便可成就霸业，一统天下。”刘备心中早已对益州志在必得，法正的建议，正好与他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于是，刘备当即决定：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镇守荆州，自己亲率庞统、黄忠、魏延等将领，率领一万余名步骑兵，随法正入川。

建安十六年十月，刘备率领大军溯江而上，抵达涪城（今四川绵阳），刘璋亲自率领三万余人前来迎接。

两人在涪城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表面上“情同手足”——刘璋推荐刘备为大司马、领司隶校尉，承认刘备的朝廷官职；

刘备则推荐刘璋为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继续承认刘璋在益州的统治地位。

可在酒宴的背后，双方的心思早已截然不同：刘璋以为刘备是来帮助自己讨伐张鲁的“盟友”，而刘备与张松、法正则在暗中谋划着如何夺取益州。

酒宴期间，张松曾暗中写信给法正，建议他劝说刘备与庞统，在酒宴上袭杀刘璋，一举夺取益州。

庞统也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劝说刘备趁机行动。

可刘备却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我初入益州，恩信未着，若此时袭杀刘璋，必失益州民心，日后难以立足。”刘备的谨慎，并非没有道理——他深知，夺取益州不仅要靠武力，更要靠民心，若想长期统治益州，必须得到本土士族与“东州士”的支持，而贸然袭杀刘璋，只会让自己陷入“不义”的境地。

小主，

于是，刘备与刘璋在涪城欢宴百余日后，便率领大军北上，前往葭萌关（今四川广元），名义上是准备讨伐张鲁，实则是在暗中积蓄力量，观察益州的局势。

而张松与法正则留在成都，继续为刘备收集情报，联络不满刘璋的官员，为刘备日后夺取益州做准备。

此时的刘璋，还沉浸在“联合刘备保益州”的幻想中，他不仅为刘备提供了充足的粮草与军械，还命令益州各地的官员听从刘备的调遣。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亲手打开的“益州大门”，迎来的不是拯救益州的“盟友”，而是终结自己统治的“对手”；

他更不会想到，张松与法正这两位自己信任的官员，早已成为了刘备的“内应”，将益州的命运，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五、历史的必然：益州易主背后的深层逻辑

张松与法正引刘备入川，历来被后世视为“卖主求荣”的行为，甚至有人指责他们“吃里爬外”，破坏了益州的安稳。

可如果我们跳出道德批判的框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益州的易主，实则是时代的必然——它不仅是刘备集团实现“隆中对”战略的关键一步，更是益州摆脱“暗弱”统治、走向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刘璋的角度来看，他的“暗弱”注定了他无法在乱世中保全益州。他既没有整合内部势力的能力，无法化解本土士族与“东州士”的矛盾；也没有应对外部威胁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