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轮，朱伯伦醒在东方内陆的一间土屋里。

屋顶漏雨，窗纸被风撕开一道口子，桌上放着替人写欠契用的砚台。那具身体认识村里每一块田的主人，也知道谁欠了多少粮、哪一户的长子被抓去当兵、哪一家的媳妇正在用首饰换种子。

那时刚过旧历年，麦苗还只有手指高。

村里的粮已经快吃完，新的收成却要再等几个月。地主开始催去年的租，县里又加了一笔修路钱。没有钱的人可以借粮，借一斗，麦收后还一斗半；还不起，便把河边的地、耕牛或女儿的婚书押进去。

朱伯伦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

他见过土地被重新丈量，见过佃农组织起来拒租，也记得分田、建民兵、选代表和开仓放粮的步骤。他知道哪些口号会在很多年以后写进报纸，哪些办法曾让无数人第一次得到自己的土地。

村里每一种痛苦都已经存在。

所以他以为，答案也已经存在。

他先替十七户佃农重算欠账，把滚进本金的利息全部划掉。又在祠堂墙上贴出一张告示：停租，废债，开仓，按人口分田。识字的人围着念，不识字的人让孩子记住最后八个字。

第一天，很多人叫好。

第二天，真正要按手印时，只来了九户。

没有来的人并不觉得地租合理。

河东的吴嫂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她租的地属于族里公田，若公开拒租，丈夫的牌位会被移出祠堂，两个孩子也不能再从族仓借种。她说可以少交，却不敢第一个说一粒也不交。

村北的石生愿意拿猎枪守粮仓，却不愿在分田告示上写名字。他的弟弟给地主家赶车，此时正在外村。起事一旦失败，第一个被拿来问话的就是弟弟。

磨坊的陈老三欠债最多，反而希望再等十天。地主已经答应让他用春天的磨面工抵一部分利息。他不相信那句承诺，却更不相信邻村会在县兵进来时一起关门。

朱伯伦把这些犹豫理解成还没有看清。

他讲地租怎样让所有人变穷，讲土地不该由少数人占有，也讲未来一定会证明他们今天做的是对的。村民听懂了地租、债和粮，却听不懂他口中的“历史阶段”。

有人问：“你说以后会赢，是今年麦熟以前，还是我孙子老的时候？”

朱伯伦无法回答。

他知道答案最终出现过，却不知道在这个村、这个春天、这九户人家身上，要过多少天才算“最终”。

他仍按自己记得的步骤成立分田会。

石生会用枪，被安排进民兵。

吴嫂识字，被安排记录各户人口和欠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