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常往邻村卖柴的少年熟悉小路，被安排传递联络。

陈老三掌握磨坊钥匙，被要求在行动当晚关掉水轮，不让地主家把存粮连夜磨走。

每个位置都有理由。

朱伯伦甚至为他们准备了退路。民兵失败以后走北坡，记录藏进土地庙，少年若被盘问便说只是卖柴，吴嫂的名册不写“分田”，只写各户需要多少种子。

他还把后来见过的词换成村里人熟悉的说法。

不说阶级，只说谁种地、谁收租；不说组织，只说每十户推一个能传话的人；不说土地革命，只说今年不再把一半麦子送进地主仓里。

可换掉词语，不等于共同的意思已经形成。

朱伯伦说“十户推一个人”，河东的人理解成各姓推自己的族亲，河西的人则认为应该按水渠分段。吴嫂问女人能不能算一户，祠堂里没人马上回答。石生愿意守粮，却不愿接受一个从没下过田的识字人指挥民兵。

朱伯伦把这些争执写进纸上，准备在起事成功以后建立更完整的规则。

他没有看见，规则尚未形成，本身就是行动条件的一部分。

他以为安排得足够细，便能替所有人补上尚未形成的勇气与互信。

行动那晚，开仓比预想中顺利。

看仓人也欠粮。他听见外面有人喊自己的名字，自己打开了门。村民没有抢金银，只把谷子一袋袋搬到祠堂，准备天亮以后按人口分。朱伯伦站在秤旁记录，每搬出一袋，就在纸上划一道线。

到了分粮时，第一场争执却不是地主带来的。

有人要先给没有口粮的人，有人坚持留下全部种子；有人家中有病人，要求拿粮去镇上换药；住在上游的人认为分到河滩地等于什么也没分，住在下游的人则担心水渠一断，再好的田也会干死。

朱伯伦记得“平均分配”的原则，却不知道村里哪三段水渠每年只有两段能同时出水。

他按人口算出每户应领多少粮，吴嫂却把秤砣推了回来。她说河西一户人家虽然有六口人，其中三个孩子已经断粮两天；河东另一户只有两口人，却必须留下明年的种子和一头牛的草料。照一张表平均，看上去公平，三天以后仍会有人先饿死。

石生主张先把枪发下去，守住粮再谈分法。陈老三反对，他知道村里只有七支能响的旧枪，枪一发，没拿到的人便会怀疑自己已经被排除在民兵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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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仓成功没有自动让他们成为同一个组织。

朱伯伦把争执压到行动以后再谈。

“先照表领。”他说，“以后再调整。”

吴嫂没有发粮。她问朱伯伦，所谓“以后”由谁来调整。若县兵明天就到，这张表会不会成为抓人的名册；若县兵没来，河东与河西又凭什么相信对方不会先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