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东握住她的手，笑着说：“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嘴长在别人身上，爱说啥说啥。咱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他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也隐隐有些担心——这些流言只是开始，要是报道的影响再扩大，会不会真的给村里和自己的生活带来干扰？
这天晚上，两人躺在床上，都没怎么睡好。彩霞靠在谢文东怀里，轻声说：“东子，我还是担心。要是以后有更多记者来，或者公社给你安排别的事，你就不能天天在家种地，不能陪我了。”
谢文东轻轻拍着她的背，心里也有些迷茫。他想起李为民临走时的话，想起报纸上的报道，忽然觉得，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注，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他习惯了平静的生活，习惯了和村民们一起种地、一起干活，要是生活被打乱，他该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公社的通讯员就来了，说公社书记让谢文东去一趟公社，说是有要事商量。谢文东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他跟彩霞交代了几句，就跟着通讯员往公社去了。
彩霞站在村口，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忐忑不安。刘桂兰和王秀莲也过来了，王秀莲安慰道：“彩霞嫂子，别担心，说不定是公社要表扬东子哥呢！”
刘桂兰也说：“是啊，肯定是好事。你别瞎想。”
可彩霞却摇了摇头，心里的担忧越来越强烈。她不知道公社找谢文东是为了什么，是真的表扬他，还是因为报道的事有别的安排？
中午的时候，谢文东回来了。他脸上没有表情，看不出是喜是忧。彩霞连忙迎上去：“东子，公社找你啥事？”
谢文东沉默了片刻，说：“书记说，省报的报道反响很大，上面的领导很重视，想让我去县里做报告，给其他村的带头人讲讲经验。还说，有可能会调我去县里的农技站工作。”
这话一出，院子里的人都愣住了。刘桂兰最先反应过来：“这是好事啊！东子哥，去县里工作，那就是干部了！”
可谢文东却没笑，他看向彩霞：“我不想去。我想留在村里，跟大伙一起种地。”
彩霞看着他，点了点头：“我支持你。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没过几天，县里又派人来了，再次邀请谢文东去做报告，还带来了正式的通知。村民们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他去县里，觉得是荣耀；另一派则舍不得他走，怕他走了之后，村里的种地和建设没人领头。
谢文东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看着窗外的稻田，看着远处的晒谷场，又看了看身边默默支持他的彩霞，心里乱成了一团。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也不知道这份来自外界的关注，最终会把他的生活推向何方。
小主，
晚上，彩霞把炕头的玻璃板打开，看着那张合照，轻声说：“东子，不管你做啥决定，我都陪着你。可我真的怕，怕你走了之后，咱们的日子就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谢文东坐在炕边，握住她的手，心里满是纠结。
盛夏的日头毒得像火，把稻田里的水晒得发烫，风一吹，满是稻叶蒸腾的热气。谢文东戴着草帽，弯腰在稻田里拔草，指尖被稻叶划出道道细痕，渗着血丝也浑然不觉。他盯着稻穗，眼里满是盼头——再有一个月，这稻子就能收了，今年的收成，定能比去年好。
“东子哥！东子哥！”二柱媳妇从田埂上跑过来，裤脚沾着泥点，脸上却带着急慌慌的笑意，“你家来客人啦！说是从省城来的记者，要找你采访呢！”
谢文东直起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有些纳闷：“记者？啥记者？我又没干啥大事，采访我干啥？”他把手里的草扔进竹筐，跟着二柱媳妇往家走，心里却犯了嘀咕——自打他从山里出来，跟着大伙一起种地，除了公社的人，还从没见过省城来的人。
刚走到院门口，就看见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站在院里，手里拿着个笔记本，正跟彩霞说话。那年轻人看见谢文东，立刻笑着迎上来：“您就是谢文东同志吧？我叫林哲，是《省城日报》的记者。我听说了您带领村民修晒谷场、种水稻的事，专程来采访您。”
谢文东愣了愣，伸手跟林哲握了握，只觉得对方的手又白又软，跟自己满是老茧的手完全不一样。“林同志，快进屋坐。彩霞，给林同志倒碗水。”
进屋坐下，林哲喝了口水，就打开笔记本，拿出钢笔：“谢同志，我听说您以前的经历很特殊，能跟我说说吗？比如您当初为什么会去山里，后来又为什么决定回村带领大伙种地？”
谢文东的手顿了顿，拿起桌上的旱烟袋，却没点燃。他看着窗外的稻田，眼神飘远了——那是二十年前，日本鬼子闯进村里，烧杀抢掠，他爹被鬼子打死，他娘带着他逃进山里，后来他就跟着山里的队伍打鬼子。那时候的他，眼里只有仇恨，心里想的只有怎么杀鬼子，为爹娘报仇。
“林同志，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谢文东的声音有些沙哑，“以前在山里，天天打仗，今天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后来鬼子投降了，我想着，不能再打了，咱庄稼人，还是得种地，得让大伙有饭吃。”
彩霞端着一盘刚切好的西瓜过来，放在桌上：“林同志，吃块西瓜解解暑。他啊，以前在山里受了不少苦，身上到处都是伤。有一回跟鬼子打仗，他腿上中了枪，硬是拖着伤腿跑了几十里，差点没了命。”
林哲拿起一块西瓜，咬了一口，眼里满是敬佩：“谢同志，您真是太了不起了！从抗日英雄到带领村民致富的劳模，您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谢文东拿起一块西瓜，慢慢吃着，想了想说：“以前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