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

从军事博物馆回来的那个夜晚，傅水恒失眠了。

躺在床上，紧闭双眼，但展厅里那些无声的旧物，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地在脑海中轮番浮现——那把锈迹斑斑的大刀，那只磕碰坑洼的搪瓷缸，那双磨穿了底的布鞋，还有那面刻满密密麻麻名字的、冰冷的纪念墙。它们像沉默的引信，点燃了他记忆深处埋藏已久的、关于烽火岁月的炸药库。爆炸没有声音，却在他的胸腔里掀起惊涛骇浪，震得他五脏六腑都在颤抖。

那些他以为会随着时间慢慢模糊、最终带入黄土的细节，此刻竟鲜活如昨。战友们年轻的面容，他们临死前的眼神，战场上硝烟与血腥混合的刺鼻气味，寒冬里冻僵手脚的刺痛，饥饿时胃部灼烧的绞痛……所有的一切，都如同沉渣泛起，汹涌澎湃，几乎要将他这具苍老的躯壳撑裂。

他意识到，自己错了。

婉拒采访，保持沉默，并非是对历史负责，也并非是对战友亡魂最好的告慰。那或许，只是一种懦弱的逃避，一种不愿再次撕裂伤口的自私。将一切都深埋心底，带进坟墓，那么，那些牺牲，那些具体的、鲜活的、充满了血泪与挣扎的生命历程，就将真正被宏大叙事所吞噬，化为冰冷的数字和模糊的符号。“石头”、“豆子”、老班长……他们就不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而只是“红军战士”、“武工队员”这样一个集体的、抽象的概念。

博物馆的肃穆，是一种庄严的纪念，但它无法记录每一个个体的呼吸与心跳。历史，不能只有骨架，没有血肉。

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攫住了他。他必须说出去，写下来。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辱，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那些永远沉默的战友，为了那段不容篡改、不容模糊的真实。他，傅水恒，作为极少数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成为那段历史的，最后一个清醒的、忠诚的记录者。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如同野火燎原，再也无法遏制。

第二天，他一反常态，没有在清晨出门散步，而是翻箱倒柜，找出了儿子前几年给他买的一叠厚厚的、印着暗纹的宣纸信笺，和一支吸墨顺畅的英雄牌钢笔。他拒绝了老伴儿疑惑的询问，只说自己想写点东西。然后，他把自己关进了那间朝南的小书房。

书房很小，只放得下一张旧书桌，一把藤椅，和一个塞满了旧书的小书架。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照射进来，在铺开的宣纸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空气中飘浮着细微的尘埃。

他拧开钢笔帽，吸饱了蓝黑色的墨水。笔尖悬在纸页上方，微微颤抖。从哪里开始？如何开始？千头万绪，如同乱麻，堵塞在胸口。

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不是写自传，不是写小说，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不需要情感的渲染。他要写的，是报告，是证词，是留给后人最真实、最原始的历史碎片。

笔尖终于落下，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寂静的书房里显得格外清晰。

“致后来者：”

他写下这个沉重的标题。然后，另起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