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傅水恒，曾是华北敌后抗战队伍中普通一兵。今垂垂老矣，深感时日无多。有些事，若我不说，恐将随我长埋地下，永无人知。故写下此信，所述一切，皆为亲身经历，绝无虚言。此信待我死后，由家人代为上交国家相关机构，或可作历史研究之一丝参考……”

开篇之后，接下来的书写，变得顺畅了许多。他不再犹豫，不再感伤，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酷的客观，开始回忆和记录。

他首先写的，不是辉煌的胜利，而是失败和挫折。

他详细描述了那场代号“夜袭”的、最终惨败的行动。由于内线情报有误，他们小队一头扎进了敌人的包围圈。那不是教科书上轻描淡写的“受挫”或“转移”，那是真真正正的屠杀。机枪的火舌在黑暗中疯狂舔舐，战友们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成片倒下。他写到自己趴在一条臭水沟里，脸紧贴着冰冷的淤泥，听着子弹从头顶啾啾飞过，听着不远处战友临死前痛苦的呻吟和敌人搜寻的脚步声。他写到自己当时的恐惧，那种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牙齿不受控制打颤的、几乎要崩溃的恐惧。他写道，活下来，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运气，因为恰好滚进了那条水沟，因为一个战友在关键时刻故意暴露，引开了敌人。

他写下了那个战友的名字——李二奎。一个平日里沉默寡言、总是抢着干脏活累活的农村兵。他写道：“二奎冲出去时，回头看了我们藏身的方向一眼，眼神里没有豪迈，只有诀别的平静。他喊了一声，不是‘同志们冲啊’，而是‘娘，儿不孝了！’……他的声音，我记了一辈子。”

写到这里，傅水恒的笔停顿了许久，一滴浑浊的泪水终于不受控制地滴落，在“李二奎”三个字上晕开一小片蓝色的痕迹。他没有擦拭，任由它在那里凝固，成为这封信最真实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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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开始记录那些在极端困境下的生存细节。

他写如何在冰天雪地里，靠着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行军三天三夜。如何用尿浇在冻僵的脚上，忍着剧痛恢复知觉。如何辨别野菜和毒草，如何在找不到水源时，咀嚼植物的茎秆汲取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水分。他写到了“豆子”——那个十六岁的小战士，如何在一次急行军中，因为鞋子破烂，双脚冻得乌黑发紫，最后不得不截掉了三个脚趾。他写道：“没有麻药，我们用烧红的匕首烫灼伤口止血，‘豆子’疼得咬碎了口中的木棍，昏死过去三次，但自始至终，没有掉一滴眼泪。”

他写下了那些简陋却有效的战术总结。

不是宏观的战略思想，而是最具体、最微小的经验。比如，如何利用夜色和地形，进行短距离的无声渗透；如何设置真假地雷，迷惑和迟滞敌人；如何在被包围时，利用手头仅有的武器（甚至包括石头、树枝和呐喊声）制造混乱，寻找突围的缝隙；如何与当地百姓建立那种超越军民关系的、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往往是百姓的一个眼神、一个看似寻常的举动，就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们的命。

他特别强调了情报的脆弱性和代价。“我们很多次成功，依赖于内线或百姓冒死送出的情报。但情报并非总是准确，也并非没有代价。我记得一位为我们传递情报的乡村女教师，被敌人发现后，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至死没有吐露半个字。胜利，是由前线将士的鲜血和后方的无名牺牲共同铸就的。”

他写了整整一个上午，直到老伴儿敲门叫他吃饭，他才恍然惊觉，手腕已经酸麻，宣纸上也密密麻麻写满了数页。下午，他继续。日复一日。

书写的过程，是一次极其痛苦的精神跋涉。每一次落笔，都像是在重新经历一遍那些惨烈的场景。他常常写着写着，就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喘息，走到窗边，望着窗外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平复内心翻涌的情绪。有时，他会陷入长久的呆坐，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经脱离了躯壳，回到了那片战火纷飞的土地。夜里，噩梦变得更加频繁和清晰，他常常在深夜惊醒，浑身冷汗。

老伴儿察觉到了他的异常，看着他日益憔悴的面容和布满血丝的眼睛，心疼不已，几次劝他休息，甚至偷偷让儿子来劝他。儿子看着父亲书桌上那越摞越高的信笺，看着那力透纸背、却又时而颤抖的笔迹，沉默了。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父亲那看似平静的外表下，究竟埋藏着怎样沉重如山的过去。他不再劝阻，只是默默地为父亲添茶倒水，确保书房的灯光足够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