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樊城的上空被战争的阴霾笼罩，关羽的兵锋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抵曹操的心脏地带。

彼时，曹操内心掀起惊涛骇浪，一个大胆却又透着恐慌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滋生——将汉献帝从许昌迁往邺城。

这绝非一时冲动的决策。许昌，作为东汉名义上的都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政治王牌的核心载体。

可如今，关羽水淹七军，于禁等大将或败或降，樊城危如累卵。一旦关羽乘胜北上，许昌极有可能落入其手，汉献帝若被关羽控制，那对曹操而言，无疑是釜底抽薪般的致命打击。

他长期以来凭借天子号令诸侯所积累的政治优势，将瞬间化为乌有，甚至可能被冠以“欺君罔上”“劫持圣驾”的罪名，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迁都，在曹操看来，是为应对最糟糕局面而不得不做的预案，是一种基于极端风险的自保之举。

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懿站了出来，及时进行规劝。

他冷静地分析道：“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司马懿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曹操因焦虑而有些发烫的头脑上。

曹操何尝不明白司马懿所说的道理。于禁的失败，是天灾（洪水）与人谋（关羽利用水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曹军在战略防御或战术交锋上出现了根本性的、无可挽回的失误，曹魏的整体国力并未因此遭受重创。可迁都之举，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它向天下传递出的信号，是曹魏对关羽的军事压力感到恐惧，是在示弱。而且，淮水、沔水流域的百姓，本就处于关羽兵锋的威胁之下，此时迁都，只会让他们更加人心惶惶，对曹魏的统治失去信心。

但曹操内心的担忧并未完全消除，关羽的威胁如芒在背。真正让他彻底打消迁都念头的，是司马懿和丞相府主簿蒋济提出的“联合孙权、偷袭荆州”的建议。

这一建议，宛如为曹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他看到了破局的希望。

有趣的是，对比《晋书·宣帝纪》和《魏书·蒋济传》中对司马懿和蒋济相关表述的记载，能发现两人虽在大方向上达成一致，都主张联合孙权，但在具体的着眼点上却各有侧重。

司马懿的分析，更多地聚焦于人性与利益的纠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孙刘联盟，从一开始就并非铁板一块，不过是为了共同对抗曹操这一强大敌人而形成的暂时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