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辽东的人口结构在景运六年又发生了天大变化，涌入了近百万的移民，因语言，风俗，习惯的不同，民间本就充斥着各种矛盾，被新政这把火一烧，三月春耕之时多处矛盾激化，演化成了多场大规模的械斗，虽然被于光调动援剿军压了下去，但民间的矛盾暗流却是愈演愈烈。

于光之所以调动援剿军，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民间矛盾重重，官场之中更是如此。

府县管理体系初建，卫所管理体系却因军改未完而未完全撤出，两者在权利上几乎重叠，互相掣肘之下政令不通，官府的运转差点瘫痪！

而卫所改民屯进展缓慢，归根到底还是既得利益团体的阻挠。

失去了陈牧的压制，辽东军各个山头突然复活了，种种借口推诿，暗暗引导士卒抗议，导致整个军改迟滞不前，若非还有个援剿军压阵，辽东这个边镇，非出大乱不可。

说到援剿军，这本是陈牧在辽东的一张王牌，于光也是山西出来的，自然有几分情分，但...援剿军之所以成立，是因为陈牧经略地方抵御外敌的特殊使命形成的。

在陈牧回京仕途不明的情况下，包括援剿军主体的定国军在内，自然人心浮动，而且某种程度上，援剿军虽然有近半是抽调的辽东精锐，但观感上仍然属于客军，依旧与辽东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主客矛盾。

国朝权力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要是上层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大的难题也并非无法解决。

然而，非但辽东总兵官麻贵有了别的心思，与于光尿不到一个壶里，辽东镇守太监黄承恩也出来指手画脚，积极参与政事。

下面矛盾重重，上面蹦出个瞎指挥的太监，同僚还各怀鬼胎，于光尽可能的周旋，可辽东依旧如同一团乱麻，不光理不清头绪，随着时间推移渐有要爆的趋势。

这不是景运帝的本意。

景运帝对辽东的规划是于光为首，麻贵为辅，李岩督援剿军策应，黄承恩监督新政推行，四人齐心合力的一套班子。

黄承恩只是监督，而并非政务的执行者！

但景运帝终究低估了黄承恩的进取心，也忽视了麻贵这个被李成梁压制多年的军头，一朝得势后的野心。

最要命的是，他看清了于光的能力，却高估了此刻于光的威望。

在景运帝看来，于光能在大同那等绝境之下近乎力挽狂澜，自身实力和人格魅力自然无需多言，对同样出身的定国军，当如臂指使，现在身为辽东巡抚，在辽东这一年多的功绩加持之下，三十八岁又手握巡抚大权的于光，当能接下陈牧留下的担子。

事实上，于光的能力、眼光@魄力的确能担得起一省封疆重任，但却不应该是眼下的辽东。

或者说，现在的于光，担不起现在的辽东。